在十九世纪的美国，人口向地广人稀的西方发展，寻求致富的机会，随之形成商业和文化的迁移。在中国，随着民国的建立，满洲人不仅失去了对中原的统治，连老家也失去了；大量的移民，涌向东北去求发展。
有个基督徒吴百祥，原籍河北，早年赤手空拳进入东北。那时，货币制度也随着时代改换了，银两，银圆变成了纸币；官家随手印刷方便，人民携带容易，只是有一个缺点：流通日久，就由陈旧而破烂。当时支票还没有通行，破旧的钞票，实在不受欢迎。这样，有一种行业就应运而生。吴百祥作的就是这种生意：纸钞换银圆，旧钞换新钞，然后去银行兑换，从中赚取小利。以后，就负贩三块瓦皮帽子，也卖线针织的袜子；因为传统的中国袜子是用布缝制的，所以那种袜子称为“洋袜子”。他见这种简单手工业并不难作，就积存了些资本，买了几部针车，家人在家自织，拿到街市上兜售。由于他作事诚实认真，又肯观察研究，织成的袜子比别家出品好，穿来也更合脚，所以颇受欢迎，生意也就越作越发达。
吴是个虔诚的基督徒，笃信神的应许，对事奉神也极为热心；每逢主日，必定全家休业聚会，不作买卖，凡所得的，必定献上十分之一。他原来所受的教育很有限，但甚有聪明和才能，蒙主恩眷，生意扩展很快；不到二十年，自己在哈尔滨建立工厂，生产针织品，衣物，肥皂，化妆品，日用百货等，规模闳敞；还建了大罗新百货公司及同记商场，四层钢骨水泥的大厦建筑物，全是由他自己绘图设计建造。在第四层楼上，是礼拜堂，可容一千多人；自己延聘牧师，成立教会。每至主日全体停止营业，集合员工敬拜主；他自己为全部的诗篇谱写曲调歌唱。不用说，这是真正的自立，自养，自传教会。他又办了中学一所，小学一所，入学的学生免收学费。到了主日，他自己徒步率领成群的学生，到教堂赴主日学及聚会，真像是走在羊群前面的好牧人，是好的见证。
吴百祥事业大了，上下员工有四五千名，经理五十多人，常派人赴欧美考察，增广见识，改进业务。因为树大招风，到了“满洲国”期间，政府想要他出来领导工商业；他拒绝了，由经理一员作代表来应付，竟被举为商会会长。吴自己并不求名，自奉甚为俭约，一套中山装，可以穿上十年不换；自己安步缓履，从不坐车；妻子操持家务之外，也要亲自摇纺车来倒纱。但对于传道人，则尽量接待，以为是神的使者；凡信仰纯正的神仆，不视宗派差别，一律款接，临别还有馈赠，帮助他们往前行，为主作工。凡属主的事工，都尽力协助；他从来不只看见自己的教会小圈圈，而是有远大的眼光，广阔的襟怀，对主身体的真理深有认识。有一次，某宗派教会向政府申请到一块墓地，有数百亩之大；他就往见负责的牧师，晓明基督徒活着也不该分宗派，死后的遗体哪还好有差别？他出资建造周围的砖墙，用了当时的币值八千元之钜，好让所有信徒死后有葬身之处，等候主再临复活。这好像是对教会建“围墙”者的讽刺和教导。至于众教会协合的事工，在众肢体奉献之外，所差的他都全部负责，有时高达几千几万元之多，也毫无吝色。
在当时，中国用汽车的人还不多见；外国宣教士仅少数有自备汽车。吴百祥衡量实际情形，就说：“洋人牧师有坐汽车者，吾国牧师何可出无车！”因此，为教会牧师建造新马车一辆，出入代步。那时，中国教牧多从西差会领薪水，每月仅在十几元，或二十元，有的少至八元，跟宣教士的厨子或佣人差不多；小学教员月薪二十五元，中学教员四十多元。这是一般的待遇标准。但吴百祥聘请丁立美牧师为会牧，每月奉献银圆三百，并且为会牧建新式住宅，有暖气设备，并有佣人二名，以免牧师之劳。可惜，丁牧在那里任期不久。这可能由于二人性格不合；吴或有东家与西宾的观念；丁则被宣教士誉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使徒”，视之为当世保罗，而品性高洁，不为物质所役，固然显得可敬，少说也不免有些傲气。据说，当分手的时候，丁对吴说：“你不过就是有几个钱嘛！”可见是不欢而散。
但吴百祥到底是个谦虚而真诚的人，待人宽厚，慷慨有爱心。有一位任职多年的老牧师，晚年双目失明；吴奉献三万元以赡养其老。至于他每年的十分之一奉献，积达数万元，当地教会足用有余，中国也没有教会机构可以称为“神的仓库”，统一管理分发；他就询察外地主的事工，有什么需要，不分南北，不问远近，不管识或不识，更不待人来索取，随从圣灵引导，迳行寄去奉献，而且不求显名，从不挂甚董事等名衔，更为可取。说到他助人施舍为善，则是不胜数纪了。真可以称良善忠心的好管家。只是不知什么原因，他没有办过教会传播事业，也没有办大学；虽然他有那个力量，说不定是没有相知可托的人，也许是其原因。
最特出的，还是吴百祥的基督徒化经营原则。
事业大，用人众，赚钱多，利润该怎么办？每到年底，结算全年营利总额，税是要纳的，但向神“当纳的十分之一”，要先取出来，然后分为三份：一份归劳工，一份为营管，一份给资方。每人所得的数额，并不全是现金，而是有部分为公司股票 (20% 至30% ？) 。这样，事业是大家的，全体员工都成了股东，也都是劳工，作事自然也更为认真。不过，就是这么智慧合理的事，工人待遇也好过一般的人，也不是每个人都能领会效法，还有极少数的一小撮人，不喜欢这种作法：唯一的原因是创新。吴百祥的理想超过他们前头四五十年。
以后，政局改变了。吴百祥并不用满载远逃，资本家成为清算斗争的对象，有的下场极惨。吴百祥的遭遇如何，有不同的说法。有的说，在大风暴中，他也曾遭受相当严重的冲击；有的说，他只受到轻度的为难。据说：在被当作“资本家”对付的时候，热热闹闹的盛大群众集会上，并找不到他剥削劳工的罪证，指控不能成立。他的生活同大家一样的简朴，多少年来的见证，在众人面前，是一本敞开的帐簿，并没有为自己积财；他也没有参与政治的事，更没有勾通外国，作什么帝的特务。实在说，他秉性耿介，不会趋附，还似乎多少会有些“反帝”的倾向。
但有一件事，是可以肯定的：他把一切企业都交了出来，符合了政策。吴百祥其人的下落如何？他肩上背着一个褡裢，内中是圣经，圣诗，简单的日用物品，和一些干粮，飘然走向山僻的村庄，传扬福音去了。以后，再没有人看见他的身影。到现在，也没有听说这位真正的“社会主义资本家”的出现。
这些日子，哈尔滨这名字和形象，倒还听说过，见到过，那是国际有名的冰雕展出：许多精美可观的建筑物，几乎是整座城市的景物。但那都不能存在多久，不等夏天再来，就都消化了，过去了。但我们都知道，吴百祥的工作，总不会消化。
汽车大王亨利福德 (Henry Ford, 1863-1947) 说过：“伟大的人看出时代的需要，并能供应那时代的需要。”吴百祥可以说是那样的人物。因此，他值得人长久怀念。
在许多年前，一位认识他的老牧师，提到他的名字和传奇般的事迹。我也遇到过在他公司工作过的人，连不曾直接认识他的人，也传诵他的声誉。又是好多年后，我在火车上遇到一位乘客，人看来庄正安详，说是哈尔滨人，早年在吴百祥的学校读过书，上过他的主日学。可见他的影响是深远的。但现代继起的吴百祥在哪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