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東省饒平縣，實在是既不富饒，也非平原。楊濬哲牧師就生在那裏的僻鄉。年紀稍長，他就立志向學，並離家往外發展。在汕頭讀書後，學了一些現代知識，一顆飛揚的心，更想遠行。十四歲就往上海，在那繁華都市裏的一間商店工作。不過一年，在十五歲那年的春天，再轉台灣，經過香港，在同年末，去了荷屬爪哇的泗水，在當地的華文報紙作記者。
在那裏，趙柳塘牧師找上了十六歲的楊弟兄，勸他奉獻作傳道。不過，他雖然生在基督教的家庭，卻未信主重生。
一位蘇格蘭宣教士賓為霖 (William Burns) ，在潮汕撒下福音的種子。那是上一代的事。但神自己引導他揀選的僕人，不僅重生得救，還奉獻自己，於1930 年，進入了梧州建道神學院的門受造就。僅一年多，翟輔民牧師即派他往越南工作。
楊牧師經歷奇妙，他的性向，也有些與眾不同。
從他早年的外向發展，可見他不固執守成。翟輔民牧師派他去越南宣道，他就欣然就道南行。才二十歲，翟牧師託付他主編 聖經報 ，他就北上到上海。他本來想終生作文字工作，但因為水土不服，患病嚴重，一年後，只得南下到廣西牧會。
楊牧師一生只在兩個教會長期服事。一是廣西柳州的宣道會，並任建道神學院監督，華人宣道會聯會主席；共在宣道會工作十八年之久。後是香港九龍尖沙咀潮語生命堂牧師，前後約三十年；退休以後，仍然是榮譽牧師。
他任港九培靈研經會的主席，先後達四十八年之久，不僅是任期最長的，而且超過該會七十五年歷史的一半；並且每年都有進步，憑信心工作，經費從不缺乏，到會人數增多。他接任福音文宣社的董事長兼社長，也有十年之久。可見其事奉的忠心恒毅，絕不是為了搭橋登階，見異思遷。他任事認真，絕不作挂名的差事。事實上，基督徒自己求名，甚至嫉妒別人，是最不像基督的事。
楊牧師不是只逢迎領袖，效忠宗派的人。他討主的喜悅，服事主的教會，有寬大的心，願意與人和睦，凡主內的肢體，都能協和同工。
這個汕頭人，多年服事汕頭教會，卻全不是“山頭主義”的作風，關懷教會間的共同事工。
在香港，他倡導基督教文字事工促進會，基督教興學會，都是各宗派合作的工作，並且能夠藉一同工作而促進合作。港九培靈研經會，更是如此。所約請的講員，服務的職員，都是來自不同的教會，而能諧和同工，沒有爭執，是不容易的事，也是美好的見證。
不過，在另一方面，合一不是合污。楊牧師注重聖潔，如果有不合真理，違背道德的事，他絕不容忍，不顧情面，立即指明，絕不結合營私，黨同伐異。
楊牧師出身並非富裕，後來在南洋，由從事報業而經商，常有應酬，生活難以檢點；但皈主後，則一改前非，對自己非常節儉，持身甚嚴，從不浪費。先則歷經戰亂，流離播遷，艱苦備嘗；婚後育有勝世，勝魔，勝己三位公子，蓄妻育子，需要極端節約才免於捉襟見肘。及至逃難到香港，所服事的教會，既然沒有宗派，也就沒有制度，對於牧者的敬奉，甚為菲薄；他又不願師母出外就業，要持家並助理教會，要照顧孩子們讀書，其艱難殊不易想像。而主的僕人，自不是曳裾豪富之門，希求施捨的人；幸賴主的眷顧憐憫，三位公子靠獎學金讀書，並兼作工，都能夠完成學業，長公子勝世，並全職事奉主。不過，所經的道路，是十分刻苦的。
但他對朋友則慷慨，不願因經濟拮据而羞辱主名。香港地居東南亞交通樞紐，來往朋友同工，即使不仰望接濟，也需要招待，所費自然不少。他的兒子們，在香港讀書的時候，午餐所帶的是便宜的餅乾碎。他的西裝，穿到退休十餘年後而不予退休。他每年自美國往香港，主持培靈會，總是自費搭乘三等飛機；幾年前，我勸老人家改乘二等，他應允而不肯實踐；到他九十高齡，我說：“再也不可乘擁擠辛苦的三等票位了。”他應承了。但到回來以後問他，他依然是坐三等如故，而執不肯改。在此之外，楊牧師自早年即致力寫作，成書約四十本之多，除少數有人奉獻印刷費用之外，多數要自己籌措費用出版。華人教會的書，不像洋人可以銷售百萬，收入浩鉅，常需要作者貼補。楊牧師都看作是主的託付，不計收入戔戔，而慷慨奉獻多多。這證明他相信主和主的應許，積財於天，克己的精神可佩，在地上給教會留下相當豐富的智慧財產，真是“雖然死了，仍然說話”。
楊濬哲牧師承受了三位神僕人的“靈統” — 像肉身的血統一樣，比長期的效法更深，不是有意的模仿，卻型鑄一個人的性格：在文宣聖工方面，承繼了翟輔民；在培靈方面，承繼了趙柳塘；在教育方面，承繼了劉福群。
如果問：這些不同的性向，怎會統一？這是因為他性情中庸，能夠融會貫通，誠實沒有虛假；絕不是作兩面人，行不顧言，而給華人教會作美好的模楷。
楊濬哲牧師在 1912 年十一月十日，生於廣東省潮屬饒平縣柘林鄉；於2003 年四月十三日凌晨，在美國舊金山寓所離世，到他所愛所事奉七十多年的主那裏，領受他的獎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