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柏传(上)


牧师也有灵魂



新任的乡村教会牧师，去探访他的会友。
教会领袖中，有人先告诉他们的新牧师："牧师，在这教会里，有几名‘不满分子’，他们给每一位牧者不少麻烦。他们有点儿怪，喜欢批评；有的好久都不来礼拜了。他们对教会经济上的贡献微不足道，也没有什么社会地位。你可以像前任牧师一样，不要去理他们就算了。”
这几名不参加教会聚会的人中，有个女子，名叫佩蒂.巴勒特(Pietronella Baltus)，是磨坊主人的女儿，三十三岁了，仍然独身未嫁，禀性倔强。她跟几个同心的农民一起聚集，读读圣经，和几本宗教改革者所写的老旧书；有时，她宁愿单独敬拜，也不肯去参加教堂里的聚会。他们坚守起初的信仰，绝不妥协；认为那些心持两意，假冒为善的教牧，说些逢迎人的好话，却不能使灵魂饱足。灵魂无法在缺乏真理喂养下活着。
邻近的人告诉她，牧师在附近探访，也许不久就会来到她家。佩蒂决绝的回答："我与那人毫无相干！”
她的朋友说："不过，佩蒂，不要忘记，我们的牧师也有一颗不灭的灵魂，他也往永恒里去！”
牧师来了。他觉得牧者有照管羊群的责任，不管他们的问题在哪里。在见面的时候，佩蒂拒绝同牧师握手，因为她相信他们没有相交；是牧师坚持，她才同他握手：不是因为他是牧师，是因为同为人类。
但是，经过朋友的劝解，佩蒂的敌意基本上有些消除了。她用相当长的时间，同牧师谈论今世与永生的问题。她说到自己有永生的把握；并且劝勉牧师，必须确定有永生的盼望，否则将要永远失丧。
牧师听的时间多，说的话少。分手的时候，他还要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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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不满分子得满足


那新牧师是凯柏(Abraham Kuyper,1837-1920)。
凯柏于1837年十月二十九日，生在荷兰海边Maassluis牧师住宅中，父亲约翰凯柏(Rev. Jan Frederik Kuyper)是那里的牧师。照他祖父的名字，起名亚伯拉罕。他从小就爱海，对着浩瀚的海洋，充满了憧憬。他在加尔文派的熏陶下长大。
1849年，约翰牧师应荷兰南部礼敦(Leiden)教会约请，作他们的牧师，举家迁往那里。亚伯拉罕凯柏就入了礼敦大学。
1862年，九月二十日，凯柏还不到二十五岁， 得了礼敦大学(Leiden University)的神学博士学位。 1863年七月一日，他同约安娜(Johanna Hendrika Schaay)结了婚。 新婚夫妇都来自城市，去位于荷兰西南部的乡村卑斯得(Beesd)， 牧养他第一个乡村小教会。
八月九日上午，凯柏正式就任牧师，是由他父亲约翰凯柏牧师主持。那天晚上，他的就任讲章，经文是约翰壹书第一章7节。 虽然是正统信仰的信息，但他在讲台上，持守道德上的诚实，只能讲说他自己所知所信的。他的会众大部分也都满足现状，不注重灵里深入的追求，对于这位神学博士很满意。问题仍然是"不满分子”。
他们倒不是对他个人有意见。他们不满的，是牧师的正统信仰里，有一半自由派的思想。凯柏牧师觉得他们不是死气沉沉的会友。他们的圣经知识很丰富。他们注重属灵的事。他们的生活表现很有规律，而保持归正教会对世界的观点。他们不是谈论宗教，而是谦卑的见证圣经永恒的真理，以温柔敬畏的心，说明"心中盼望的缘由”。
凯柏同他们谈论，有时且是辩论。但他勤去探访他们，建立了彼此的感情。青年牧师自然邀请他们来参加聚会。他们拒绝了；并且坦白的说，前任牧师不传讲真理，他也是如此。
真理！这班简朴的农民知道真理？他们连拉丁文都不懂，更不用说圣经原文了。这感受仿佛是博学多识的亚波罗，握着亚居拉织帐棚粗糙的手，听他说是对基督更认识。凯柏真的惊奇。
他们指示真理给他：神创造万有，唯一的目的是为了祂的荣耀。祂的主权统管万有。我们的存在是为了荣耀神。
这是伟大的发现！大有学问的博士，竟作了卑微农民的学生。他不顾牧师的尊严，放弃了世界的虚骄，同他们谈论。他发现，从此以后，主日的讲坛自由释放得多了。
从那几个不满现状的人，所看见，所听见的，使凯柏对自己的生命作了深省。这转变时期的结果，是他经历了神"全然主权的恩典”。他没有不满他们，没有反对他们；反而谦卑的接近他们，想了解他们，从他们学习自己不知道的。十年后，他写道：

我没有定意反对他们，直到现在我仍然为了所作的选择
感谢神。他们不动摇的坚持，成了我心灵的福分，是我
生命中的晨星。我有了所持守的道，却没有寻得和好的
福音。他们用简朴的话，告诉我灵魂得完全安息的唯一
方式：敬拜高举那位行作万事的神，或立志，或行事，
为要成全祂的美意。

凯柏常去跟那位农村女子佩蒂谈话，更深的受她归正信仰的影响。凯柏的父亲本是正统的归正派信仰，但趋向中和，成为一位传冲淡的福音信仰的牧师。凯柏受教育的礼敦大学，是有名的自由派学府；但他自己对加尔文思想认识颇深。不过，还是那位约比他年长七岁的佩蒂大姐，作了他属灵的母亲。她帮助启导凯柏，把知识转化为宗教经验，和神学的信念。他们在基督里的友谊，持续了半个世纪，直到她在1914年三月二十六日离开世界。佩蒂一直关心凯柏的事工；凯柏也一直感激记念佩蒂。
在卑斯得乡村教会，四年的事奉，是凯柏最重要的准备时期。那几名归正信徒帮助他，从半正统，半自由派的思想混沌中进入光明，从游移浮荡而建立在坚实纯正的根基。在这根基上建造，发展，有超奇的成就。凯柏成为神学家，政治家，演说家，大学创立人，报刊主编，作家，教会改革家，领袖，组织家，旅行家，在每一方面，都有杰出的贡献。最重要的，不是他的才能，不是他的贵为首相，而在他始终是谦卑奉献虔诚的基督徒。历史记载，他是在荷兰混乱危难中神兴起的领袖，也是加尔文以后最杰出的领袖。
1867年，凯柏接受悟垂克(Utrecht)教会的约请，担任他们的牧师。
十一月三日，凯柏向他所爱的卑斯得教会作告别讲道。他选用的经题，是马太福音第六章12节，主祷文中的第五项请求："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他说：

"我现在感觉到良心的控告：我在自己还未全心悔改归
向福音的时候，就胆敢到你们中间担任牧职；因此，使
你们在某种程度上，也分受我信仰动摇的困扰...现在请
你们中间爱我的人，与我一同跪下，同我祷告，也为我
祷告，求主赦免我的债。”

凯柏离开了那安静的乡村，可爱的会众，去省会悟垂克。他不是为了高薪厚俸，不是羡慕城市上流社会的生活；而是去争战，为了神的荣耀。凯柏已经准备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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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文的神迹


礼敦大学的达扶立教授(Prof. Matthias De Vries)，兴奋的告诉凯柏，一项有奖征文比赛的消息；他并且坚定的对他的学生说，那是天造地设为了凯柏预备的，极力鼓励他参加。凯柏本就长于文学，既然教授对他信任，殷切的期望，他决定尽力以赴的一试。
教授不能制造天才，但可以引导他们的方向。达扶立就是这样一位关心学生的教授。他是卓越的荷兰语文学者；他锐敏的觉察出凯柏是一名卓越的学生，这样，很快他们就成为亲密的知己，建立了特出的一生友谊。
发起征文的，是歌乐宁根大学(Groningen University)，题目是：对宗教改革者加尔文和拉司基处理当时教会问题方法的比较与评价。
凯柏积极的搜集资料。他很快的找到了加尔文的著作，放在房内的书桌上。但是，拉司基(Johannes A Lasco, aka. Jan Laski, 1499-1560)是个问题。其人是谁？其思想如何？

其人何人


首先，凯柏到礼敦大学图书馆。那里竟然找不到任何拉司基的著作。国内另外二所大学及神学院图书馆，也是如此。所能找到有关拉司基的资料，简略提到那位波兰的宗教改革者，所列他的著作有十六种；以后找到的资料，列有二十四种；但拉司基的作品，却连一册也没有！凯柏遍查法国，德国，英国各大图书馆藏书目录，所列只有三四本。看来拉司基的作品，在三百多年的历史灰尘中消失了。
凯柏可以想像得到，所有想参加征文比赛的人，都会面临同样的问题；恐怕连出这题目的教授，情形也不能够好到哪里去。但只根据有限零星的资料，摭拾别人的评引，而没有看到拉司基本人的原始作品，了解他的思想，无法在学术上作合理的评价。衡情度理，最合逻辑的决定，该是放弃参赛的打算。
凯柏去见达扶立，把放弃努力的想法告诉他。那位热心的好朋友劝凯柏，不要急于作放弃的决定，还得试作最后努力："凯柏，事情还没有那么绝望。我们这个好国家，有许多私人图书收藏。 我父亲是哈伦(Haarlem)教会的牧师，有不少教会历史书籍，我建议你去找他；即使他没有拉司基的著作，也可以指引你哪里去找。”凯柏见达扶立的诚意，就动身北上，到了约二十哩外的哈伦牧师住宅。
白发的老牧师，很亲切的接待他。知道了凯柏的来意后，老牧师说："凯柏，这是很好的一项工作。我很愿意帮你忙。我想，我没有拉司基的著作。 我有一本门诺(Menno Simons)的小册子，讲到拉司基。至于他本人的著作，不，我想我一无所有。不过，我不妨找找看。那要费些时间，这样吧，你一个礼拜后再来一趟。”凯柏早就料到会有如此结果。他并不感到失望；因为本来就没抱着希望。
不过，凯柏还是再次搭北上的火车，如约去了哈伦，只当是到林野作一个下午的消遣，调剂调剂枯燥的研读生活。
老牧师慈祥的欢迎他，进到屋里。然后，指着桌面上的一大堆书，以平淡的语调说："看，凯柏！这是我所找到的。”说来好像是世界上最寻常的事。在那里的大书小册，几乎是拉思基全集。
这牧师书房出现的神迹，对于凯柏，好像是饥饿疲乏的旅人，在小店的点心盘里，发现吗哪。在所知的罕有图书目录里找不到的书，在各大图书馆找不到的书，似乎是绝版了，竟在这老牧师书房里出现！谁说是踏破铁鞋无觅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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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回路转


把全欧洲收藏最丰富的拉司基著作带回家里，凯柏望着那神赐的奇迹，心中充满了感恩。这使他深信，神的手引导着他的道路。
在自由派的礼敦大学，凯柏以最优等Summa Cum Laude毕业；在灵性上却陷入最低潮。进了神学院的这两年来，凯柏久已不祷告了。他的心注重在学术；自由派的教授们，把诱人的酵注入他的思想里，使他把以往接受的正统信仰，丢在遗忘的角落里，以为是见不得人的过时旧衣。
在神学院里失去了神；在老牧师的书里，又找到了神。
凯柏欢欣，有了信心，几乎觉得有使命完成这项目标。在以后的八个月里，奉献为了论文比赛而研读，成了他主要的工作。结果，他用拉丁文写的论文，赢得了金质奖章。主持的穆陵教授(Prof. Muurling)，给予这位神学生和他的论文，无限的赞美。
1862年，凯柏征得歌乐宁根大学同意，把这篇论文修订增益，作为他的博士论文。
1866年，在卑斯得教会，凯柏编订出版了拉司基全集，并且写了一百二十一页的"绪言”。
这猎书的经验，给凯柏极深的印象，成为他灵命转机的第一步。十二年之后，他写道：

寻得拉司基宝藏，是我参加论文比赛的关键。是一位忠
实的朋友介绍我去那里，但他自己对那藏书一无所知。
在一周之前，连那宝贝的物主，也只依稀记得拉司基的
名字，却不能确定有没有那波兰宗教改革家的著作。如
果人想要真知道神迹的意义，必须在人生的道路上一番
艰苦挣扎，才会惊奇的发现。现在我这样说，仍有无限
深的感恩敬拜感觉。那时，我的心受到强烈的感动，恢
复了疏忽已久的祈祷感恩。我不能否认，那绝非老妇的
故事，妄言"神的指头”。
这难以置信的经验，在我灵魂的深处，留下了持久的印
痕。我每逢回忆这可记念的事迹，想到神寻找拯救我的
大爱，我的思绪常是回到神如何赐给我拉司基的著作。

加尔文和拉司基，两位十六世纪宗教改革家，都是过世已久了，为什么歌乐宁根那样的学府，会忽然对他们垂以青睐？
原来歌乐宁根大学，虽然早已趋向自由派，却以福音信仰自命。当时的荷兰，像在美国一样，流行反加尔文情绪，以为他太过严峻和狭窄。而出身波兰世家的拉司基，曾在流落英国的欧洲大陆宗教难民教会中工作，虽被反对的人称为"波兰之熊”，比较起来算是中庸能宽容。凯柏当然不会存心趋附，迎合时好，口笔与心相违背，在学术上是不诚实的；但以那二十三岁的青年当时的教育背景，不免受影响而有诚实的成见，也自然会持有类同的看法。
就这篇论文而论，在信仰和学术的观点上，都不免有些缺陷。但这研究的过程，对他有极大的益处。首先，使他在早年就对这二位宗教改革家的思想和功业，有深入彻底的认识。其次，这得书的神迹，使他转向谦卑感恩的属灵心态；以后，随着灵命的进深，对宗教改革也有多向度而深入的了解。同时，引起他透视并关注教会的问题。所以，这不仅是历史的兴趣，也使他想到此时此地的荷兰教会。神需要在基督徒的生命和生活，社会的各层面，都有完全的主权，彰显祂的荣耀。谁想得到，这神迹不但奇妙的影响了凯柏的一生，也影响荷兰全国，以至世界的神学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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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挫的大益


获奖的欢欣过后，精神松弛下来，反映出凯柏精力损耗的严重程度。他完全崩溃了。他可能手拿着一本书，整个小时的坐在那里，连书名都读不进脑子里。他试着回复童年对船的憧憬，买了工具和材料，建造了一艘模型的船。那具体而微的小船，连细节都甚完备，却不能载他驶回童年的宁静。未婚妻很体贴他，为了逗他的趣，把她自己的名字"约安娜”绣了一面小旗，悬在船桅上。
医生建议他易地休养，以恢复健康。凯柏去到德国法兰克福附近的科泊(Caub)，他未婚妻有几个朋友住在那里。在那新环境六个星期，他的健康恢复了很多。
这场病，前后约有十个月的时间。在恢复期间，凯柏读到一本宗教小说The Heir of Redclyffe，是当时的英国小说作家容琪(Charlotte M Yonge)写的，一时曾脍炙人口，助长了牛津运动精神的发展。
这部长篇小说中，有两个性格相反的人物：腓利是世界成功的典型，聪颖，刚健，自信，善于谈吐周旋，在任何环境，都可说是适者生存；另一个是顾依，温和，仁爱，似乎是柔弱的人，关怀别人，而有信仰。当二人在一起的时候，腓利愿意处处占先，控制；顾依却是谦退，忍让。凯柏作为一个读者，完全与腓利认同。但到结束的时候，情形改变了。顾依在濒死时，现出温柔才是有约制的勇敢，死亡是得胜和永生。书中也表示，教会有母性的爱，照顾她所有儿女的脚步。
1862年九月二十日，凯柏获神学博士(Th.D.)学位。他准备进入教会事奉。


旷野的呼声：教会改革


阿姆斯特丹
阿姆斯特丹是荷兰最大的港口都市，原来名字的旧拼法是Amstrelredam，被称为"平安之母”(Mater Salem)。 远自宗教改革时期，就有更正教信徒，因为受罗马教迫害，从欧洲各地来这里避难。因此，这城市传统上是更正教信仰，教会是国际化的，而且有影响力。到今天，更正教信徒，还记念这个城市，而且爱这个城市；有些教会机构的大规模国际性会议，常在那里举行。
1870年，有教牧出缺。 教区的选任委员会受命遴选；他们选任了凯柏博士(Dr. Abraham Kuyper)。
八月七日就任后，凯柏于八月十日，在阿姆斯特丹大座堂中，作第一次讲道，题目是"生根建造：教会是机体，也是建构”。经文为以弗所书第三章17节："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有根”，说明教会是有机体，自然的合一与和谐，要向下扎根，才会生长；"有基”，说明教会是建构，要在信仰上立基础，并且按照神的规制建造，照着山上指示的样式，不止是基督徒，而且是归正的基督徒，让主在凡事上居首位。
凯柏个人与神有深密的交通，有坚定的信念，坚信圣经启示的真理，对圣经应用有整全的认识；因此，他传讲的信息，能够深入听众的心思，触动他们的情感，而影响他们的意志。他信息的中心，是教会的改革；他的话语带着生命力，注重实践在生活上；他言词中肯，而有深湛的灵智。
他不倦不息的推动教会的洁净，由沉睡麻木而恢复生机，并且重新建造。他的目标和范围，不仅限于阿姆斯特丹一地一区，而是全国教会的改革。

信仰之争


当时的阿姆斯特丹，总人口为二十六万五千，其中荷兰教会会友约十四万名，包括男女和孩童，分属大小十四所教堂，其中一所是大座堂。教区议员成员一百三十六名，二十八名为教牧，其余是长老和执事。
在1867年时，教区议会大多数是由自由派 (新派) 人士控制；但选任委员会情形不同，组成分子都是保守派正统信仰。当然，遇有因辞职，退休，黜免，死亡，或因失障等原因离职造成空缺时，委员会只选任正统信仰的归正分子充任。教区的二十八名教牧中，多属自由派；他们虽然不是永任，但教区选任委员会无权革除他们，只能调任。其他长执则是常任成员。此后，自由派的长执离去了，正统信仰的成为多数。所以，在1870年的时候，他们能够聘任凯柏博士任牧职。
1872年三月二十七日，有十七名长老联名发表宣言，声明自此以后，他们将不参加凡自由派教牧主持的聚会或礼仪；特别拒绝接受自由派教牧主持的圣餐及圣礼。他们说，这不是造反，而是基于深深的宗教信念：我们是为了信仰。
这次信仰之战的导因，是在于对基督身体复活的意见。早在1869年，阿姆斯特丹区会正式宣布：在一切讲道中，不准否认或批评圣经中的神迹。但在1871年时，有个胡根祸玆牧师(Rev. P.H. Hugenholtz)，在复活节讲道，否认基督身体的复活。一位长老致函阿姆斯特丹区会，请求依法革除那牧师；区会依情转呈上级大会。大会却认为关于主耶稣基督复活的教义，教会法规并无明确的表明。这样，等于任凭他们讲论，并不采取任何纪律行动。因此，引起那十七长老宣言。并不是他们心地狭隘，不能容忍异见，而是要卫护教会的纯正，保守历史性的基督教信仰。
在自由派(新派)方面，也不肯就此罢休。他们鼓动了一千余名男会友，并二百四十五名女会友，签名表示抗议，显然声势壮大；于四月十七日，把文件送交区会，文中称那十七位长老是"哗变”。
区议会随即于四月十八日召开特别会议，检阅双方文件，推定一个委员会草拟答覆，提交区会讨论；委员会则委任凯柏为主稿人。凯柏义不容辞，接受了。
九月二十七日，区会特别会议接纳了委员会的文稿，并通过印发给全体会友。这样作的目的，是让信徒了解整个的事实经过，并让区会内外都知道，阿姆斯特丹教会的信仰立场。结果是出了一本长达一百四十一页的小册子，录有双方全部来往文件及全部签名，并对他们的抗议，逐一分析答覆。凯柏笔下的文字，是客观的，心平气和，析理分明；用字遣词，完全温和有礼，无懈可击，却是毫不留情的把自由派的抗议驳得荡然无遗。对于这样的文件，连自由派的人也佩服无已；虽然他们对于文件的内容忿恨不满，但只能悻悻于心，而哑口无言。
战争的序幕，就这样过去了。不过，只是表面的平息。荷兰教会内信仰的两股潮流，仍然存在，信与不信的，不能同负一轭，"一家自相分争”的情形，仍然持续下去。
荷兰教会的信仰之争，到现在已显然可见：不是一地一事之争，而是仇敌撒但魔鬼有系统的诡计。新派的人，侵入了神学院的讲席，占领了学府，然后，他们的党徒，占踞了国家教会的高位。
从新约教会开始以来，在施行洗礼仪式时，施洗者宣告："我为你施洗归于父，子，圣灵的名。”但在1870年，国教总会受到了新神学派的压力，准许施洗者说："归于信，望，爱”，或说他们认为适当的语句。这标识着重大的改变。因为奉"父，子，圣灵的名”，是表明承认三一神的位格，也就是神的主权；但他们竟改为一项抽象的观念。换句话说，失去了信仰的主体。
这项措施，刺激了正统信仰的基督徒，有的且甚为激忿，认为是敌基督的手段；但一阵狂烈的反应过去了，依然没有什么显著的效果。反应止此而已！而且总是等事情发生了才有所反应，终究不是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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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的助力和阻力


自由派神学是一种神学上的异端，必须从神学的观点去了解，去批判；自由派神学造成教会问题，必须以健全教会的体制去防杜，去解决。
凯柏早就看到，对抗自由派神学，不能局限于讲坛上的教导。 1871年三月十四日，凯柏在阿姆斯特丹开始了一系列的讲座，批判自由派神学，指出其虚假，空泛和贫穷。他指出，自由派神学不过是海市蜃楼，披上基督教的形象。以后，这讲座也推广到荷兰其他城市。
凯柏综括自由派的错误信仰，仿照"使徒信经”的字句，代他们制订了一个不信派的"信仰告白”，这样说：

我，现代主义者(自由派)，相信神是所有世人的父；耶稣不是基督，不过是拿撒勒的拉比。我信人性本善，只需要努力进到更完全。我相信罪只是相对的；罪得赦免不过是人发明出来的。我相信所有人类都有更好生活的盼望，所有人类都能得救，而没有末后的审判。

至于自由派人士，他们宁愿阴谋经营，破坏教会的信仰，对于未经授权代劳的"告白”，非心所愿。不过，这个"信仰告白”，揭发了自由派神学的真面目，直指他们只是败坏的异端，使他们无所遁形；他们却又无从反驳，辩说自己并不是那样。同时，也使信徒知道如何分辨，谨防危险。当然，自由派对凯柏是恨之入骨了。
在最初的时候，凯柏几乎是孤军奋战，发出旷野的呼声。但既然是神学上的抗争，还是需要更多的凯柏，唤醒信徒，奋兴教会，成为坚强的阵营。因此，成立学府，训练神学生，作为教会的主干，这需要就愈来愈显明了。
至于改革教会的步骤，凯柏采取先纠合同志，成立团契，互相勉励，共同祷告。参与的人，必须信仰保守，纯正，重生归正，相信全部圣经是神绝无错误的启示，接受主耶稣基督为救主，也让祂在个人生命和生活上，有完全的主权；并且遵奉主的差遣，传扬福音；不但使个人得到救恩，还要进而为主征服社会和文化，让基督作王。为了这个目标，大家同心合意，共同努力。首先是尽力从现存教会争取内部的改革；如果这个重建复兴的目标不能达到，就出去建立不属于国教的自由归正教会("自由”的意思是"自主”，与"自由派”大为不同)。
凯柏有坚定的信念，从不怀疑他的观点，目标和行动，是正确的。他坚持，艰苦，孤单，忍耐，进展是缓慢的，但终于有了进展。
不过，最使人痛心的，是部分正统信仰的信徒：他们宁愿抱持寂静的敬虔，在家作循规蹈矩的基督徒，而过平安喜乐的生活，却不愿牵涉入信仰的战斗。他们多是重生的基督徒，却是活而不动，爱而不热，甚而其中包括有名的敬虔领袖。他们不仅置身事外，而且对加尔文主义信仰心存畏惧，有时还加以批评攻击。这对教会改革的阻力和伤害，是难以想像的。
1886年， 凯柏和七十五名教会领袖，不见容于荷兰国教会，遭受革除。申诉辩解，得不到结果。奋斗多年的改革，不仅走了许多个第二哩路，更走到了尽头。他们开始以"读经”的名义聚会，结集的同道越来越多，都以为国教会的腐败，已不堪救药。于是，有约十万信徒，二百个教会，正式脱离国教会，另组成荷兰改革宗大会。
实在说来，那时的荷兰国教会，并不尽是自由派(新派)，更远说不上无神主义。在其中，也有许多是信仰纯正品德高尚的基督徒。只是国家教会，是以政治为前提，愿意把全国维系在一个宗教系统之下，只注重形式，而不注重信仰。他们不曾有迫害教会的行动，也不曾限制他们身体的自由；但在政治上予以不方便，在法律上不给予非国教信徒应有的权利。比起罗马天主教来，荷兰国教会算是好得多了；甚至比十七世纪的英国圣公会也好得多。荷兰的非国教基督徒，并不会因信仰而被监禁。简单说：他们的地位，是被容忍而不被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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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大学



他们把他从我掳去，
用他们所有的疑思，奇想，
啊，我最爱的儿郎，
曾经是深藏在我心上。
---勃朗思威(Bronsveld)："母亲的怨诉”

作者是一位牧师。当他写这首诗的时候，可能想到一个历史的事件。
约在1360年，鄂图曼帝国的牟拉德苏丹(Murad I)，向欧洲扩张。当时的基督教国家，或在自相杀伐，或同教皇斗争，结果是屡屡败给牟拉德。牟拉德掳去基督徒孩童，有时在他占领的地区征募，把这些少年人编成特种部队，精选人才来教导他们各种战术，战技，行政，学问，最重要的是彻底灌输回教的教义，成为优秀的精英干部，在宫廷事奉他。这种军队称为"占尼撒理”(Janissaries, 原为Yeni ceri) 意思是"新军”。苏理曼(Suleiman)和以后的领袖们，也沿用这种办法。那些归信回教的少年们，完全忘记了自己的基督教家世，完全效忠于土耳其苏丹，不惜与父兄为敌，以至杀死他们。
欧洲的学校原都是教会建立的。西方的文化和近代文明，都是源于基督教。但到十九世纪，情况改变了。无神的人本主义，弥漫在思想界：反对宗教的乱民政治，不信神权能的生物理论，否认神权威的评经和自由派神学，把许多少年人，整批整群的掳去了，离开了教会的怀抱。
在教会中，冰冷的教条主义者，以为抱持着教条，就是固守了真道，把敬拜的仪式，当作了敬拜的内容。寂静的敬虔主义者，则以为教条无关重要，知识更是叫人自高自大；只要个人得着救恩，有好的品德，一切问题自然消失。他们抱持司班耐(Philipp Jakob Spener, 1635-1705)的教训， 努力高举富兰克(August Hermann Franke, 1663-1727)，辛森道夫 (Count von Zinzendorf, 1700-1760)当作经典，却饮水而不思源，忘记了敬虔运动来自司班耐创的哈礼大学(University of Halle)。至于占人口多数的世俗派，就忙忙碌碌的赚钱生活，把生活当作生命的目的；虽然也有宗教活动，那只是生活的一部分，习惯的出入教堂，以为已经尽了自己的本分，连奉献金钱也当作是投资。
但仇敌在认真的加紧工作，连连的胜利，忙碌的收取战利品。乱民政治在法国得势，排除了宗教，还输出革命思想。人本主义则以人为万事的尺度，把神隔绝在思想的宇宙之外。自由派则占领了神学的讲席，派遣他们的门徒，去侵入教会，学校。
一间一间的教室失去了。一所一所的学校陷落了。一座一座的教堂失守了。不，各种各式的活动仍然继续着，只是真理的旌旗不见了，主耶稣基督不再是尊荣的中心。
大多数的基督徒仍然在沉睡。有时，他们也感觉到讲道的味道不同了，但他们以为是自己余梦未醒；或以为教堂换了新人，自然需要慢慢适应，久之也就安于现状，懒于去思想其变迁的原因。实在说来，总是少数领导多数；而领导的人，总是怕变迁的人，因为那等于失去了安全的领导地位。只有少数，微不足道的少数，注心于信仰的重要，他们想讲话，想行动；但可惜声音太小，没人注意。最后，他们只好黯然离去；教堂空出了几张椅子，但教堂的奉献收入没有显著减少，教牧的收入反随着年资而加增。
信徒离开了教会，信徒的孩子们不可能不受教育。他们进入了学校。但回到家里的时候，可以在他们身上看出改变：他们不再渴慕属灵的事，在言谈之间，也表示对真道的怀疑。世俗的基督徒，对这种现象全不在意；他们只要孩子进好学校，读书成绩好，将来找到好职业，生活富裕，事业也满意。信仰吗？似乎没有什么现金价值，不能增加收入和光荣。因此，在他们是一切如常。
敬虔的父母们，态度就不一样了。他们警觉到孩子灵命的枯萎，死亡；由中学升入大学后，这种可怕的改变最显著。他们搜索心灵的省察：是作了什么错事？是神离开了我们？他们呼求神，呼求神，恒切的呼求，但看不见显著的效果。啊！他们想到了少年奥古斯丁(St. Augustine)的经历， 在离家往异地求学的时候，如何被异教思想掳去。"占尼撒理”的事件，现在实现在他们身上。有位敬虔的父亲，在神面前流泪呼求，求神叫他的儿子回转，否则叫他死了，免得羞辱主的名，或反抗神，传播人本主义的思想，为害别人。这种痛苦的心情，就像是作基督精兵的父亲，在战争中为了对主效忠，为了责任，宁可忍着心，杀死成为"占尼撒理”的儿子！更可哀的，是自己当初无知，亲手把儿子送在掳掠的人手中。
不少的家庭里，可以听到母亲的怨诉，为了被掳的儿子，向神哀哭："他们掳去了我所爱的儿子！”但安慰在哪里？如何能使被掳者归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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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的危机


十六世纪宗教改革的结果，荷兰在信仰上成为改革宗，并且脱离西班牙的统治而独立，成为反抗罗马教人士的避难地，是一片自由乐土。后来，又受法国辖制，直至十九世纪初，才脱离法国。虽然如此，在思想上却深受当时流行的自由主义影响，只在名义上仍是基督教国家。本来学校是由教会创办，由教会管理，教育培养的人才，为了教会服务；现在的情形是，教会和学校都由政府经营，由政府维持，当然也是为了政府服务。这是说，由反教会和自由派的人，控制了教会和学校。
1870年的荷兰，全国约有四百万人口，有三所大学：礼敦大学，歌乐宁根大学，悟垂克大学。当时，只有这三所大学是政府所承认的；他们也各有其神学院。所授的专业学位，包括：律师，医生，工程师，和神学学位，获得政府许可。无疑的，在这几所学校毕业的学生，可以获得工作，有高薪，得高位，前途是光明的。问题是他们的信仰。许多青年人，包括牧师的儿子凯柏，进入大学之门，就失去了信仰。如果"成功”的定义，只是物质的享受，他们是成功了。如果教育的目的，只是学术知识的追求，他们是达到了目的。但人生的路程，并不限止于今世，而还要有永生。
可是，在信仰上的堕落开始了，会更快更深的滑落下去。
凯柏毕业了，进入了教会事奉，经过了漫长的摸索，艰难的挣扎，仰赖神的恩典，才获得了光明的新生。但他的母校，和另外两所大学，却陷入了更深的黑暗。三所神学院依然都存在；不过，只剩下了空壳，内部完全被不信派所腐蚀窃据。系统神学没有了，变成了宗教研究；实用神学课程也取消了；圣经不再被认为神的话的权威；基督教只是许多宗教的一种，虽然他们仍以为是较高级的宗教。
如此以来，高等教育的沦陷，不仅造成青年一代信仰的危机，使他们迷失；更失去了供应教牧人员的训练基地，使教会没有从神来的信息，使神的言语稀少，造成教会荒凉，延而影响将来临的世代。关心神家的人，自然能预见到可忧的后果，认识这是根本的问题，尽量的想办法，努力求取救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