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主焚烧的宾为霖


惟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箴一六:9)

神给人有思想,就是要叫人用的。人自己筹算计划,并没有什么不对,但总要以主为中心,倚靠祂的力量完成。
多数神的仆人,在行神道路的时候,要经过一段摸索,探求神的旨意。在这过程中,如果有主内的先进,对他们帮助,引导,予以适时的鼓励,是很重要的。但是,不论这样的经历有多么美好,总不能代替神的旨意,和神给每个人所预备的道路。

明天就行


宾为霖(William Chalemers Burns, 1815-1868)苏格兰人,
是个很敬虔的青年。亚伯丁大学毕业,二十四岁时,献身预备往印度宣道。当他启程之前,在父亲的教区讲道,圣灵大大动工,英伦三岛的教会复兴。因此,他没有去印度,而成为青年游行布道家,也远渡大西洋,到加拿大工作过。
1845年,英国长老大会通过了派遣宣教士往中国宣道。 
经过了祈祷,但无人愿意前往。如此经过了两年,大会失望了,考虑放弃中国的工作,以为该往印度。
1847年,三十二岁的宾为霖来应征了。 他们不明白,为什么这位颇有名的布道家会肯去东方,但合格不成问题,就接纳了他。当问起他何时可以成行时,宾为霖回答说:"明天就行!”这样,在极短时间之内,他启程前往中国。
宾为霖先到达香港,在那英国属地的岛上,学了广东话,并传道两年,然后去广州。到那里以后,住了十六个月,大部分在洋行区,无法长久安身,更难以展开工作。
1851年,宾为霖转到另一个开放商埠厦门。又是两年过去了。
人如其名热情"焚烧自己”(Burns)的宾为霖,并不是甘于领薪游埠的宣教士。学了中国语言,辛劳六年之后,却看不见显著效果,并不如他在英语世界一天内可以引几百人信主,不免心寒难过。这能说是神的引导吗?那位惯于布道复兴的神的仆人,心中的困恼可以想见。
1853年末,他流着眼泪说:"我不知什么时候,能领一个华人皈主!”但他祷告更加恒切,工作更加热烈。
1854年回国之前,收获了第一个初熟的果子。

宾为霖与戴德生


1855年,宾为霖卷土重来,到了上海。在那里,遇见了乍到中国的青年戴德生(James Hudson Taylor, 1832-1905)。 那时,二十二岁的宣教士戴德生,初履异域,原来预备投奔的宣教士,有的死了,有的返国,工作茫无头绪,正在学话;见到了年长的宾为霖,有识途老马引导,自然甚为欢喜。
宾为霖对戴劝慰帮助,约他一同南下。刚好有一艘川航欧亚的船"基隆轮”在港。一次偶然的机会,遇到了船长葆尔斯(Cap. Bowers)是虔诚的基督徒,极力介绍汕头才是传福音的好地方。到他离上海南航时,宾为霖和戴德生二人,成了船上的免费搭船。
1856年三月十二日, "基隆号”在汕头外韩江口寄碇,他们乘小船登岸。
汕头地属潮州,是当年韩文公 (愈)被贬为刺史的地方。韩愈反对唐宪宗的迎奉佛骨,上了"谏迎佛骨表”,文中抵斥迷信,慷慨直言,列举崇奉佛道的朝代"国祚不长”。宪宗皇帝看了震怒,把他贬到当时蛮荒僻野的潮州。但他到任以后,提倡文教,在短短时期,把那里改换了面目,民性淳化,被称为"海角邹鲁”。韩江就是纪念韩愈而名的。
当宾为霖和戴德生到那里的时候,汕头还不是通商口岸,洋人在那里,不能享有不平等条约所赋予的特权。但有些洋商在那边住了下来,经过买办串通,地方官竟然不问不管。
汕头当时的主要贸易是什么呢?进口货是平均每月月三万二千磅鸦片烟土,总值约二十五万英镑,转销内陆各县。出口是中国廉价劳工,通称"卖猪仔”,实际上是把人运往古巴,中南美各地,参加集体劳力。严格说来,那算不上奴隶买卖;但采运及使用方式则差不多:装载在拥挤的船里,运到时会有三分之一染病损亡。那些或拉或骗去的人,叫作被"上海”了(shanghai作动词用,因为开始于上海)。活着工作多年,如果不赌博输光,也可以积蓄一笔钱回乡。洋人看那些华人是没有灵魂的(例见Joseph Conrad, Typhoon)。华人就这样怀疑憎恨洋人,鄙视在中间经营的"洋买办”华役。这是当时的情形。
宾为霖和戴德生到了汕头,他们不愿和外表高雅清洁灵魂卑污肮脏的洋商认同,不肯住在他们的特区。二人进到市区,经过两天的寻寻觅觅,在一条热闹街道的香烛店后院,找到了一间房子;租金是每月十块银圆,可算相当昂贵。那间房子,他们用床单分隔成三小间,设备得非常简陋。床,是用木板支起来的;桌子,用纸盒盖子代用;坐椅,是用一个多先令买来的竹椅,和一只摇椅。鲍尔斯船长来探访他们,发现他们的居住环境和设备,实在太差了,问他们为什么不找个更大些的地方。宾为霖含笑说,他已经付每月十块钱了,觉得很满意。鲍尔斯说,那点钱怎能够我吸雪茄呢!
夏天到了,那住所的不够卫生更为明显,酷热的程度更为难忍。宾为霖写道:"在一切事物,惟独是否有神同在,决定我们是否满足。”
二人同住在华人中间,白天出门布道。宾为霖穿着中国衣冠,对人彬彬有礼,给戴德生印象很深,亦步亦趋的效法他。年轻的宣教士说到跟年纪大十七岁的长者同工,认为所得的效益,"远胜于学院的课程”。
谈到传福音的方略,除了用他们有限的语言口传之外,只有用简单的福音小册和单张辅助;还有一个方法,就是加上医疗传道。宾为霖初踏上香港土地的时候,就有这个想法。他在香港感化了一个作医生的Dr. James Young,并且建议差会派这位医生作医药宣教士,和他前往广州同工。但是,这医生在1850年,先他去了厦门,就留在那里。
现在他和戴德生都认为汕头人抵拒福音,难以建立据点;但在生病的时候,不会拒绝洋人救他们的命。因此,莫如先办一间医院或诊所。戴德生在伦敦的时候,是个医学生,可以胜任这方面的工作。二人在一起四个月,同处甚为相得,于是约定将来共同传道医病。戴德生有一部分医药器材,存在上海;决定返回上海,去取寄存的器材,可以带来汕头应用。哪知竟一去不返。当时通讯不便,过了很久之后,宾为霖才知道朋友没有回来的原因:戴寄存上海英国差会的器材,给一把火烧掉了。这把火,似乎烧掉了戴德生回头的桥。他的本人则去宁波的伦敦会医院工作,1858年一月,同一位在宁波宣教士的女儿 Maria J. Dyer 结了婚,是在医院的护士。以后,夫妇同离开医院, 于1865年,创立了中国内地会。那是在他抵达中国工作了十二年之后。内地会的宗旨,是专注向广大的中国内地传福音。他凭信心事奉的原则,不避艰苦的作风,影响极为深远。到1905年,逝世于长沙。
宾为霖与戴德生还有通信,但从此没再相见,更没有再度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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汕头的拓荒者


宾为霖又落单了。他独自留在汕头,在那里拓展基督的国度。幸而有两位汕头基督徒,从香港来到。他们二人虽然解决了语言上传通的困难,但仍然没有找着开展工作的好土。
宾为霖没有灰心。他不退反进,传福音的涟漪,扩展到周围的乡下去。当时,太平天国反清战争正在进行。洋人政府虽然保持中立,但洪秀全类似基督教的教义,和使用的名词,混淆了一般人,给传教士们带来猜忌和不安全。何况内战遍及十六省,兵燹泯没了人性,增加了残忍的兽性,在如此不友善的环境中,这行动需要多么大的勇气!
宾为霖住在他们中间,汕头人民普遍的堕落和失丧,完全暴露在他面前,很叫他伤心怜悯;他也亲眼看到了丑恶的聚族私斗。在写回英国的报告中说:"这地方的人,是我一生所见最残忍的。在近二十年当中,年年有宗族械斗的事发生;甚至杀害对方的俘虏,剖开他们的心脏来吃:以为吃了活人心,可以壮胆!”
当然,宾为霖没有被人捉去剖心,但他遇到过"盗贼的危险”。一个深夜,盗贼闯入他屋里,抢去他一切所有的,身外之物,仅剩下身上所穿得衣服。他说:那就是需要为这些人代祷,和需要传福音给他们的原因。他爱这些不法作恶的人!那就是他从英国东来的原因。
政府并没有认真处理各样的恶行,忽略了治安问题,视而不见。但在阻挡宣教事工上,忽然醒觉了,变成非常有效;那多半是有人为了利害关系,去告密的结果。一天,宾为霖和他的华人同工,正在传福音的时候,官府的差役忽然来了,把他和二名同工抓走拘禁;经过审问,把宾为霖押交广州的英领事馆。文中说:"他为什么身为英国人而不穿西装,而穿中国衣服,说中国话?岂不是藉而方便行动,作害人的勾当吗?”
在那时,洋人在通商口岸以外居留,已是超越条约保护范围,何况他又在各处宣传福音!但宾为霖,像初期教会的使徒和历代的圣徒一样,知道基督教本来就是"非法”的:基督教本来就不是这世界的王创立的,他们的法没有经教会同意,教会也根本不是要讨他们喜悦,为他们效劳。

上帝国主义


不仅中国政府不欢迎他,连他本国政府的官员们,对他也缺乏好感。1856年,"亚罗”(Arrow) 号事件,引起英法联军再侵中国。后来,英国特命专使额尔金伯爵(Earl James Bruce Elgin)来华谈判(当时流行的谈判方式是:中国人可谈,但洋人判)。宾为霖有次见到了他,就仗义执言,表明他对官贩鸦片和贩卖人口的意见。额尔金没有接受他的意见。新条约谈判的结果,汕头也辟为商埠。
宾为霖的"上帝国主义”,不为他本国的帝国主义者所欢迎。
从1857年末,至1860年,额尔金勋爵是实际英占领广州的太上皇。他派巴克(Harry Parks)为驻地代表,满清总督不过是他手上的傀儡而已。巴克也是不赞同宾为霖宣道的人。
宾为霖因在汕头宣教罪,被押交广州英使馆。那时的英使是巴令爵士(Sir John Bowring)。巴令训斥警告他,叫他不可再去汕头滋生事端。巴令是个有才能的人,据说:他能讲一百种语言,能懂得二百种。可惜,他不会善用其才能,为了英商服务,为中英战争造因,却阻挡传和平的福音。他阻挡主真理的光,是因为与他的品德冲突,难以并容,是显然可见的。
宾为霖得到自由后,念念不忘仍留在府城监牢里的两位华人同工,尽量设伏营救。他听到他们曾受虐待,迫使他们否认耶稣;但他们坚定不移,并且向同被监禁的囚犯,见证耶稣福音的真实。过了四个月,他们也被释放了。他在汕头的工作,也意外的渐渐发展;当地人民看到他的见证,转而对他欢迎。但他被促离开汕头,回到厦门工作。
1858年,宾为霖回厦门, 建议施饶理牧师(George Smith)来接替他的工作;在厦门的事工, 则由杜嘉德牧师 (Carstairs Douglas)接代他主持。他们在宾位霖所立的根基上建造,渐渐巩固,并发展壮大。拓荒者宾为霖,又往福州宣道,在那里住了一段时间。宾为霖通晓多种方言,也长于音乐。 在1861至1862年间,他共出版了神诗合选(收64首圣诗);潮腔神诗(含29首);榕腔神诗(30首圣诗);厦腔神诗(20圣诗)。 这四种圣诗集,对闽粤初期教会的敬拜,和基要信仰的传播,必然有相当贡献。
1863年,他在北京出现, 希望通过英使,为中国基督徒取得信仰和良心的自由,争取免缴赛会和祭孔祀祖等派捐。他留北京四年,作布道工作之外,并从事写作,并将约翰本仁的
天路历程译成中文。
离开北京后,宾为霖去到牛庄( 营口 )。这是他在华宣道最后一站。1868年四月八日,他离开了世间,年仅五十三岁。那是早春还寒的时候。福音新绿的希望,在中国古老的大地上萌芽。
为主烧尽
与主同行是随主的指引,不是随从世人,不是凭自己的意志,甚至不是看工作的立即效果。
在许多年后,我们才可以了解神旨意的奇妙。"人的脚步为耶和华所定;人岂能明白自己的路呢?”(箴二O:24)
宾为霖,这位焚烧的宣教士,福音的火炬,在中国的大地上,由南烧到北,终于为主烧尽了。但他使许多人得到了主爱的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