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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國的一個小教會，長執們在開會。他們覺得應該辭退那牧師，因為在過去一年，竟沒有一個人信主，為教會增加會友。其中有的人說，牧者年紀已經大了，要叫他往哪裏去另有高就？不如再留他一年。事情就這樣決定了。在那年裏，他領了一個年輕人歸主，就是摩菲(Robert Moffet, 1795-1883)。
摩菲生在蘇格蘭中部近愛丁堡的東洛阡(East Lothian)，離諾克司 (John Knox)誕生地不遠。他被稱為"非洲的使徒”。 於1816年，受倫敦宣教會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差往南非宣教，到1838年回英國度假的時候，受到熱烈的歡迎。他到處演講，鼓勵人獻身宣教。他描述那黑暗的大陸，在撒但奴役下的悲慘："村落成千，炊煙處處”，卻沒有宣教士的腳蹤踏到過！有誰肯去把福音帶給他們？
有一位青年醫生的心，被他話語的火焰燃燒起來。他是蘇格蘭人李文斯敦(David Livingstone, 1813-1873)。
1813年三月十九日，他生在蘇格蘭的布蘭台 (Blantyre)，父母貧窮卻敬虔。在十歲的時候，就進入棉紡廠作童工，每天工作十四小時。他抽暇讀一點書，並每天兩小時的夜校。十二歲的時候，他重生悔改皈主。在二十歲時，立志去中國作醫療宣教士。
為了充實自己，他到附近的歌拉斯高 (Glasgow) 去修讀醫學，並讀希臘文和神學；假期就回到棉紡廠工作，以賺錢繳付學費。 1840年，李文斯敦遇到了摩菲，這次的會晤，決定了他事奉的路程。那時，適因中英鴉片戰爭，中國去不成；摩菲勸邀他去非洲；倫敦宣教會按立他牧職，派遣他往南非。
1841年，到達開普敦(CapeTown)。在還沒到摩菲在庫汝曼(Kuruman)的福音站之前，李文斯敦所見到的情形，就使他不能靜默不言。 在英國，早於1833年，禁止奴役法案通過實施，殖民地也應該遵行；英國海軍巡邏制止販奴活動，但非法的奴役仍然存在，每年出口往古巴，巴西，及美國的黑奴，仍然有六萬名之多。李文斯敦表現出他是不討人喜悅，也不避爭議的人物。以一名後進宣教士，他立即在講道中反對白人剝削壓榨黑人。他似乎忘記了，那是白人的奉獻，在支持宣教"聖工”啊！黑人有甚麼經濟貢獻？這樣，他不啻是他搗了許多人的肚皮。後來，他也批評宣教士只聚在南部沿海城市，不肯北上到內地鄉村。豈不是在踢不肯前進的人的屁股？這在習慣上應該容忍，知道也不能講的。更加上他主張在宣教工作上引用非洲人，更等於傷害了白人的優越感，撕下他們的高帽子。雖然那是英國宣教世紀的時代，這個不知避忌的青年人，與一般宣教士不同，他們之間的相處困難，是可以想見的。他遠遠走在同時代的人前面。想想看，在李文斯敦去了天堂一百多年之後，南非的教會還是一面傳福音，一面搞種族隔離；李文斯敦的先知作風，是多麼不可思議，也多麼不可原諒！以後，他回到英國的時候，帶給女兒的禮物，竟然是一個黑洋娃娃！
同年七月三十一日，李文斯敦到達庫汝曼福音站。一年後他已超越任何白人所到最北的地方，也學了非洲的語言文化。
1844年，在摩菲的福音站附近瑪保薩村(Mabotsa)有獅子為患，吃掉了許多牲畜。迷信的土人，相信那些獅子有邪靈附身。李文斯敦不僅要為居民除害，還要為他們破除迷信。於是他召集了村民去獵獅。他們發現有幾頭獅子，在大石上休息。李文斯敦用雙管獵槍，揀那群中最大的一頭雄獅，把雙管子彈都射中它。當重新裝填子彈的時候，那受傷狂怒的獅子猛撲過來，咬著李文斯敦的左臂。一名土人信徒麥保維 (Mebalwe)，向那獅子發射了一槍，沒有發火。獅子轉而撲向麥保維，咬傷了的大腿；又咬傷另一土人的肩頭，然後忽然倒在地上死亡。
1845年六月二日， 三十二歲的李文斯敦， 同摩菲的長女瑪麗(Mary Moffat)結婚。在婚後三年之內，他們三遷其居：不是為了選擇更好的社區，而是每次都更北上，深入不可知的非洲內地。李文斯敦不僅是順口說愛，而是關心土人福利，作他們的朋友。李文斯敦的宣教心志，照他自己所寫的：
我心目中的宣教事工，不同於那些憂鬱類型的人，臂挾著一本聖經。我勞碌作磚和泥，打鐵，作木工，同時講道並醫療。我覺得不是自己的人。當我為跟我的人射獵一頭野牛，或仰觀天文，都是事奉基督。靠神的恩助，我盼望所採集的資料，能夠造福非洲人，使他們有前所未有的豐盛。
李文斯敦為天國而忘家，他的眼睛一直注視更遠的地方。1852年， 瑪麗的健康退步，為了安全和孩子們的教育， 他只好讓瑪麗帶著孩子們回到蘇格蘭，因為他去的環境，實在不適於家庭。一個女兒已在那裏夭折；現在所剩下的四個孩子，三子一女，最大的長子羅柏才只有六歲，要變成跟父親隔絕遙遠的"孤兒”。那離別實在不是容易的事。那離別竟長達四年半之久，直到1856年李文斯敦回國，才有短暫的相聚。
1853年，李文斯敦從事六千哩的窮荒之旅， 歷時四年，從西岸的大西洋，到東岸的印度洋，橫越非洲大陸，到從沒有白人腳蹤踏過的地方。但那不是淘金，也不是獵名；在以後出版的日記中他寫著："我最高的目標，是關係基督的國度，沒有甚麼比這更重要。”
在這長途疲勞的旅行中，他身罹疾病，冒有些土人部族的反對，野獸侵攻的危險；但他堅持嚴守自律：探險觀察，研究語文，採集資料，寫有系統有價值的科學報告，持續他著名的日記，出版後贏得廣大的名聲。 1856年，李文斯敦第一次返國度假，受到英雄式的歡迎，並獲得英國皇家地理學會頒授金獎章，牛津大學贈授給他榮譽博士學位，並英國女王維多利亞的單獨接見。當他留在英國的時候，出版了其在南非的宣教旅行和研究(Missionary Travels and Research in South Africa)，成為暢銷書，售出七萬本之多，堅定了信徒的信心，激勵宣道熱誠，並對科學及疾病研究有重大貢獻。版稅的收入，紓解了他家庭的經濟困難，也增加了一個幼女。
他不是像今天那些"缺席的父親”。他知道也感受自己對家庭的虧欠，儘量用滿有柔情的書信補償。他的價值觀也影響了下代：他的兒子羅柏 (Robert)，不喜讀書，跑到美國，參加解放黑奴的內戰，入伍在合眾國的軍隊中， 於1864年受傷被南軍俘虜死亡，是了為信從父親持守的種族平等信念，而壯烈殉身，年紀不到十九歲。
李文斯敦不採取固有的宣教公式，而主張全人的宣教，關懷人的生活，不像個傳統"全時間”的宣教士，人看他是探險家，甚至是冒險家。雖然他受按立牧職，所到的地方，常舉行宗教聚會，自己有規律的屬靈生活，但他們寧接受有"專業”之名，而不全時間宣教，或實際上甚少宣教的人，卻視李文斯敦為非我族類。而他持守嚴格的原則，不隨便給人入教，也編織不出動人的報告和數字。結果，導致他的退出倫敦宣教會。
但英國到底還有同他異象的人。1857年， 李文斯敦應邀於劍橋大學演講，在他號召下，成立了大學非洲內地宣教會。他也領導英國政府支助的探險隊。後來，因為他同土人友好，批評販奴業務，引起殖民地和外交圈內人的不滿，政府的支助終止。那在他發現世界最大的維多利亞瀑布之後。
1862年，瑪麗再度到非洲，在尚比梓(Zambezi)與丈夫重聚，但不久就逝世了。新鰥的李文斯敦，並沒有時間悲傷，於1864年，短暫的回到英國，把孩子們交託朋友照顧，1866年一月二十八日，自己回到非洲，更奮勇的投身深入非洲腹地。
從1866至1871年，外面的文明世界， 沒有人見過他的身影。1867年初，一名僕人帶著他的醫藥箱逃走。 但他不顧一切，繼續往前推進，發現新的地理疆域。後二年多，外間連他片紙隻字的消息也沒有。有些人造出謠言，說他已經埋骨蠻荒。李文斯敦的探險，成為神話故事般傳開。紐約前鋒報派出他們年輕的記者司坦利(Henry Stanley)遠去非洲，探察李文斯敦的消息。但李文斯敦的蹤跡杳然。
最後，他追查得李文斯敦曾在烏濟集 (Ujiji)。 但派去送信的使者卻是一去不返。當他到了那裏，他和隨行的人及嚮導，大吹號角，鳴槍慶祝，使鎮上居民震驚。在混亂中，司坦利聽到一個聲音，用英語喊著說："How do you do, Sir!” 原來是李文斯敦差來聯絡的僕人，去迎見那高舉美國國旗的旅隊。
1871年十月二十三日， 當司坦利走近的時候， 他看見那鬚髮斑白的探險宣教士，戴著海軍便帽，穿著紅色毛織上衣，已經病弱不堪，還活著，在那裏等他。
懷著敬畏和驚喜心情的司坦利，在面對著那位偉大的老人時，竟然不知該怎樣問候。 他說：
"李文斯敦博士，我猜想你是？”
回答說："是的。你給我帶來了新生命。”
司坦利跟李文斯敦同處五個月。他見證李文斯敦："是一個真正的虔誠人，有深在的真實宗教... 真誠的，實踐的宗教，從不錯過靜默實在表現的機會，卻從不張揚誇耀。如果不是用行動，就是光明的榜樣。”他自己說：在沒有見到李文斯敦以前，是"對宗教懷有成見，如同倫敦最惡劣的不信者。”
1872年三月十四日，司坦利同李文斯敦握別， 動身回到英國，成為一個完全改變的人。他不僅接受了福音，也對非洲黑人變得友好；他所寫對李文斯敦的報導，感動了許多人繼起到非洲宣道。
李文斯敦拒絕了司坦利要他離開非洲的要求。有了司坦利給他的補給和醫藥，李文斯敦以衰弱之軀，繼續孤軍奮進：要尋得尼羅河的源頭，和廢止販賣奴隸。他同疾病掙扎，多時要靠人抬著走，在泥濘叢林中行進緩慢。
1873年新年，他在禱告中再一次奉獻自己。
那年五月，僕人於現在的尚比亞(Zambia)一間泥屋中，發現他跪在小床前禱告去世，年六十歲。他曾多次冒險，面對死亡，最後終於為非洲燒盡自己的生命。
他幾名忠心的僕人，其中有朱瑪 (Chuma)和蘇塞 (Susi)，是他十年前解放的奴隸，一直跟從他。他們把李文斯敦的心，埋葬在他所愛的非洲；用九個月的時間，把他的遺體用白布裹了，在日下晒乾；經過一千五百哩的漫長路程，抬去海港，再運到英國，前後歷時近一年。由雲萊特 (Jacob Wainwright) 伴守著遺體到南漢浦屯。當船靠岸的時候，皇家騎砲兵隊鳴禮砲二十一響致敬，全國哀悼。在許多穿黑衣的顯要群中，一名小黑孩子，手持一面牌子，上面寫著："記念李文斯敦博士，非洲之友。”他的遺體已經辨認不出是誰，只有從他臂上被獅子所咬的傷痕，認出確是那偉大宣教士"身上帶著耶穌的印記”(加六：17)。 他已升天領取榮耀的冠冕，留下殘破的帳棚，安葬在衛斯敏斯德大教堂，墓銘刻著：
"三十年來他致力於教化土著，探測未發現的秘密，廢除中非洲破壞性的販奴貿易。”
這樣犯難受苦的一生奉獻，李文斯敦自己說："我從沒有犧牲甚麼。當我們記念主離開祂父天上的寶座，降世為我們受死，我們不該談甚麼‘犧牲’。”又說："我不知道愛我們的天父，最後如何使光照入黑暗，但祂知道，祂必作成。”
但他只差二百哩，沒能發現尼羅河水的來源；英國政府全面禁止販奴，也是在他去世後一年實行。
李文斯敦只領一名巴克萬(Bakwain)土王席凱勒 (Sechele)皈信；但後來因為不肯放棄多妻而退後。
但非洲記念這位"偉大的白人父親”。二十世紀非洲反殖民地風起雲湧，羅德西亞早已肅清了羅德 (Cecil Rhodes)的印痕，改了國名，不願留下任何可恥的舊記憶。但有兩個非洲國家，都以李文斯敦命名他們的城市，尚比亞(Zambia)和馬拉威(Malawi)；馬拉威的首都布蘭台， 更是取李文斯敦出生地的名字。這當然不是偶然的。
在他離世的地方，現在世李文斯敦市，有個紀念館，陳列他的遺物；有一座巨大的銅像，面向著浩蕩的維多利亞瀑布。更重要的是，這"偉大的白人父親”的形像，深印在無數非洲人的心裏。那些開發黃金，鑽石，收採象牙的人，那些殖民地的軍隊，官員，不能長久征服的心，卻甘願的獻給了一名無兵無勇無錢無勢的蘇格蘭人。
李文斯敦的心， 埋在尚比亞中心的一棵 mupundu 樹下。到1899年，當地人因為那棵樹染病，把它砍伐了， 鋸下樹榦上刻有"李文斯敦”名字的一段，運往英國。
在1940年， 李文斯敦最晚的女兒也已去世，坦桑尼亞還有一個老人說："他有三個妻子：一個是條河，名叫尼羅河；一個是反對奴隸制度；一個是宗教。”連一個阿拉伯人也說："他是一位聖人。”
1964年十月二十四日， 尚比亞共和國成立， 地球表面上唯一基督教國家。他們的憲法上寫著："我們人民宣告，本共和國為基督教國家。”在全國九百萬人口中，百分之八十以上是基督徒，且在增長中。
耶穌說："一粒麥子不落在地裏死了，仍舊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結出許多子粒來。”(約一二：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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