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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是弟兄會的創始人，卻對弟兄會的發展有極大影響，並且影響了福音派教會；不僅在當時，直到今天仍然如此。他的神學思想，影響了著名聖經教師， 包括慕迪(D.L. Moody)，麥欽韜(C.H. MaCkintosh)， 和司可福(C.I. Scofield)等，形成十九世紀末對抗自由派神學的主力。
約翰達秘(John Nelson Darby, 1800-1882)生於1800年十一月十八日， 父親亨利達秘(Sir Admiral Henry Darby)是海軍將領，為英國著名海軍英雄耐爾遜 (Viscount Horatio Nelson)的得力部將，所以他的幼子約翰受洗時，以耐爾遜為教父。
達秘幼年在倫敦西敏學校受教育。在十五歲時，隨家移住愛爾蘭，入都柏林的三一學院；1819年畢業，獲得古典文學金獎章。繼續攻讀法律，於1822年成為愛爾蘭的律師。
達秘著心研讀聖經，約在1821年， 悔改歸正重生，覺得應該放棄律師業務，全心事奉神。父親見他聰穎過人，對他抱有很大期望，對他如此的決定甚為不滿，竟然剝奪其繼承權。1825年八月七日，接受英國國教會(聖公會)按立為執事；他並積極參與國內宣道及聖經公會的事工。 次年，成為Calary山地教會的牧師。他盡力服事教區會眾，特別關心貧窮家庭，刻苦自己，幫助需要的人，勤於探訪，常工作至半夜才就寢。
1827年十月的一天， 他在乘馬時，猛然被摔下撞在門柱上，受傷甚重，送都柏林就醫。 他姊丈Edward Pennefather是愛爾蘭的首席法官，夫婦和全家都是敬虔的基督徒。在那裏休養了三個多月，在這期間，達秘認識了新任家庭教師法蘭西斯紐曼(Francis W. Newman)，紐曼大主教(John H. Newman)的弟弟。
長時間的療養，不僅達秘的身體健康恢復，也使他的心靈健進。他經歷基督所說："你們在我裏面，我也在你們裏面”(約一四：20)，這寶貴的真理，在他成為真實的， 使他得從律法的杖下得以自由釋放，並領悟五項有關的重要真理：聖徒在基督裏面的新位分，神權能的話語，教會是基督的身體，主的再來，和建立地上的國度。
那時，達秘的腳蹤還沒踏出英國和愛爾蘭之外，可能是基於一時一地的觀察，他用以解釋歷史的規律，歸納出"邪惡的進展”，仿佛是教會退化史觀。 關鍵字是："敗壞”(Ruin)和"分別”(Separation)。他以為在每一時期， 人敗壞了神的計畫，神就不再作恢復的工作，而是要開始新的時代；因此，忠心的信徒，應該照神的心意分別出來。這也稱為"非復原的原則”(The Principle of Non-restoration)。 因此，達秘被稱為時代主義之父。這看法顯然跟約翰衛斯理不同：衛斯理認為教會是可能恢復的。其餘多數人則是接受現狀，不想作任何事。
1934年，達秘的父親亨利去世了。 雖然父子關係已經恢復了，雖然他的哥哥是英國國教會的牧師，達秘卻拒絕參加喪禮；理由是喪禮由國教會主持，他必須持守分別的原則。
健康復元以後，達秘有短時期回去任教區的牧師。不過，從聖經真理中，他了解教會的元首不應該是地上的王，而是復活在天的基督；教會是祂的身體，必須與天上榮耀的頭相配，表現主的聖潔合一，各肢體由聖靈安排，而不是像今天地上教會的分爭，成為社團的形象。他更以為傳統的"按立”和"聖職”的分別，於聖經真理不合，認為必須消除教階制度：全教會只包括有新生命的聖徒，"都是弟兄”(太二三：8)而凡是重生的信徒，都可以參與事奉，而沒有甚麼教階制度；"聖禮”也不必聖品人員來主持。這就是"弟兄會”觀念的由來。這樣的觀念，使他不能繼續在英國國教(聖公會)中任職， 也不適於在獨立或非國教教會中事奉，只有回到使徒行傳第二和四章的初期教會。
在那時，有幾個同樣心志的青年人：柏樂特 (J.G. Bellett)戈洛弗(A.N. Groves)，克路寧(Edward Cronin)， 還有賀欽生(Francis Huchinson)。他們在一起談論屬靈的事，有相似的感動。他們在各人家中，開始奉主的名聚會，讀經，禱告，並且擘餅記念主。但他們並沒有立即脫離國教會，有時也會到獨立教會聚會。達秘則自由傳講，教導，有時也接受國教會講台的邀請，傳講信息。這樣，"弟兄會運動”，有了雛型。
約在1828年二月間， 達秘離開了英國聖公會，與弟兄們一同奉主的名聚會，禱告，擘餅。起初，有二三年的時間，達秘受到邀請就去傳遞信息；後來，他覺得不能儘"吹無定的號聲”，應該有一定的見證，就開始建立弟兄的聚會。由於人數的增加，沒有一個家庭可以容納這樣的聚集，都柏林的聚會就租了一個拍賣場，作主日聚會之用；到禮拜六，弟兄們到那裏動手移開家具，主日則在那裏讀經，禱告，擘餅記念主。這是愛爾蘭聚會的開始。
另一個重要的里程碑，是當達秘到英格蘭去的時候，法蘭西斯紐曼介紹他與牛敦(Bemjamin Wills Newton)會晤。時間是在1830年五月。 牛敦住在浦里茂茨(Plymouth)，離牛津不甚遠；那時，牛敦二十三歲，是Exeter College的院士。他們一見投契。達秘也結識了魏格潤 (George Vicesimus Wigram)，正在預備進入教會事奉。還有賀爾(Percy Francis Hall)， 二十六歲，從海軍的艦長退役，在村鎮游行佈道。這幾個青年人同心合意，開始了浦里茂茨的聚會。不久，人數即急劇增加。在1831年十二月二日，家資富有的魏格潤以750英鎊， 買下了洛里街的聚會所，直到1840年需要另建更大的新堂。 同年，開始發行基督徒見證(The Christian Witness)期刊， 以文字傳播所信的，達秘是主要撰述人之一。
初起一代的弟兄會領袖，都是年輕人，多數二十幾歲，少數過三十歲；其中有國教會的教職人員，有不少律師。他們滿有理想，誠心愛主，尋求祂的旨意，完全投入的事奉。
浦里茂茨的工作非常興旺，以至當地的住民，每家至少有一人參加聚會；據達秘估計，一時達七百人。信徒都渴求分別為聖的屬靈生活。當地的戲院沒有了生意，財務虧損，關門了三年。戲院老板並沒有惱怒，反參加了聚會，熱心事奉主。他們的聚會，本來以沒有名字而著名；後來人問起，回答："浦里茂茨的弟兄們”，因此而得"弟兄會”之名。
在英國其他地區，弟兄會運動發展甚速。單在倫敦，就有五千信徒，分別在不同的地方聚會。 布銳斯陶(Bristol)的弟兄會，人數也很多；柯瑞克(Henry Craik)和後來以信心辦孤兒院的喬治慕勒(George Muller)為領袖。他們聚會的地方稱為畢士大(Bethesda)會堂。
1830年，達秘到法國去， 幫助莫諾德(E.P. Monod)的工作；那是他初次踏上歐洲大陸。 以後，從1836至1879年，他多次到瑞士，德國，歐洲各地，並北美洲，澳大利亞，紐西蘭；腳蹤所到的地方，弟兄會運動就隨著展開。
當1845年，他再到浦里茂茨，聽說那裏在牛敦領導下，有分裂的傾向，在預言的教訓和教會真理，與弟兄們共同的立場不同。經過數方面的疏導無效，達秘與他們分離，並指斥牛敦為異端。牛敦承認了在基督的人性方面教訓錯誤，並發表聲明，改正了幾項觀點；但達秘認為其缺乏實際的悔改行動，終於開除了他們。
有幾名從浦里茂茨來的信徒，到了布銳斯陶，參加畢士大的聚會。他們沒有隨從牛敦的錯誤教導，畢士大就接納他們到主的桌子。達秘認為必須公開聲明反對牛敦，才可以接納。畢士大未採取任何行動；達秘指他們對真理沒有立場，以後他也不接納畢士大的弟兄。因此，弟兄會同情畢士大的，稱為"開明”(Open)派；反對的，稱為"嚴格”(Exclusive)派。
達秘認為信徒都該有屬靈的恩賜，因為聖靈裝備信徒，在教會事奉。現代教會最重要的恩賜是傳福音的，牧師和教師。他自認沒有特殊傳福音的恩賜，但切願傳福音。不過，他的恩賜在牧師和教師。他不僅登台說教，也注重探訪：不是熱衷於往有財有勢的大門裏跑，而是去探訪貧窮需要的人家，常是在城市中極悲慘的貧民區，那些人都缺乏知識，或酗酒，品德敗壞。一次，有個老婦人向人說起，先前有兩位年輕人來探訪，很有知識，但她不能明白他們說些甚麼；以後，來了個"單純的長者”，他所說的她都能夠懂而領受：那是達秘。他能用簡單的話說明真理，而且衣著也簡單到破舊的地步。有一次，朋友看到他的衣服過分陳舊，乘他睡覺時，為他換了一件新的衣服，他醒來穿上，也渾然不覺。他的不修邊幅以至於此。
有一次，他應邀去教堂講道。他們要他穿上日內瓦長袍，因為那是學位袍，他照作了；因他並未正式退出國教會，他們要他也束上教品的帶子，他就說："不，不！”
達秘性喜簡單，對於裝模作樣自然厭惡，特別不喜重看財富外表的勢利小人。在早年時，有一次，他去訪問一位教職人員，交談屬靈的事，那人以為他不過是鄉下牧師，全不在意。到後來，看到了他父親派來的馬車，有車夫和穿著繡有勳銜的制服，才改容相向，恭敬有加。達秘對那人甚為鄙薄，認為其人升任了主教以後，仍沒有進步。
他極為厭惡稱讚。有一位婦女，在他講道後，向他說了許多恭維的話。達秘大聲說："這些話，魔鬼早就告訴我了！”
但他很能俯就卑微貧窮的人。有時在貧民區講道，去聽道的人，以為是搞錯了地址。下去，下，下到卑矮的地下室；但聽了激揚心靈的講道後，他以為"升到了天上！”
有一天，人發現他在理髮店裏幫忙。原來有位弟兄病了，達秘來義務相助。
在美國講道的時候，有次住在貧窮的農家。那家孩子們，養有幾隻兔子。在餐桌上，他看見有個孩子很不快樂，就問他為何不歡。雖然家人吩咐過，小孩子還是講了實話：他的寵物被宰了在桌上饗客。達秘那餐沒有吃盤中的肉。餐後，他帶那孩子到外面，溫言安慰他，從袋中摸出玩具來送他，二人在池塘邊盤桓了一個小時。
不過，有時達秘也會言語尖刻，甚至不必要的強烈。在美國的一次查經會中，有許多教牧在座，聚精會神的聽。中間潘特可(Rev. G.F. Pentecost) 提出一個問題，達秘簡要的回答。潘沒有抓住要點，請求再說一次，達秘照作了。潘仍不清楚，要他再稍詳細說明。達秘不曾趁機加以發揮，竟不耐煩的說："我是來幫助釋經，不是‘補腦’！”
在芝加哥，慕迪邀請他主持一系列查經聚會，有很多愛慕神的話的人參加。達秘講人意志的敗壞："不是從人意生的...是從神生的”；"不在乎那定意的...只在乎發憐憫的神。”(約一：13 羅九：16)斷言人甚至不能決意得救。 慕迪以為那是極端加爾文主義，指出主耶穌說那些不信祂的人："你們不肯到我這裏來得生命”(約五：40)； 證明人必須為他意志的決定負責任。達秘遽然闔起聖經，不肯再講下去。不僅使聚會不歡而散，也失去很多工作機會。此後，達秘指慕迪的教導，會有使人世俗化的可能。
布仁敦(Rev. Sir Charles Brenton)說， 兩個"亞當”在達秘的裏面都極強壯，似是不太過分。其實，有些別的領袖也是如此，更可惜的是他們恩賜遠不及達秘。
達秘的時代，啟明運動並沒有帶來人民的福樂；工業革命所給多數人的是痛苦；稍晚的馬克思，其所應許沒有神的"天國”，並不能滿足人的心靈。那時，人心嚮往衛斯理的神，再一次賜下教會的覺醒和復興。達秘的國度真理，具新的亮光和盼望，自然對人有極大的吸引力。
早期教會對國度真理的教導，認為在主耶穌降世後的一千年，就會再臨；結果失望了。又有人從君士坦丁宣布基督教為國教開始算起，天國仍未實現。到宗教改革時期，歸正教會多對啟示錄和千年國度採寓意的解釋，以教皇為"敵基督者”，稱為"非千禧年主義”(Amillennialism)，認為基督不是在地上建立有形的國度統治，而是以教會為祂的國度，而末後必將再臨。達秘的建構，則是聖經應許的雙軌制：猶太人有屬地的應許，教會有屬天的應許。他對預言的處理，有的作寓意解釋，有的按字面解釋，以避免某些困難。他以為主基督是："從死人中”復活，信徒也同主一樣不是"從死裏復活”，而是"從死人中復活” ("其餘的死人還沒有復活” 啟二O：5,6)，因此，信徒與榮耀的元首相同；還存留的信徒將要被提，然後同主再臨，一同作王統治一千年；最後是審判並進入永世。
弟兄會運動的成功，在於其注重聖經。當時的英國教會，多屬於禮儀，缺乏屬靈的實質。真正神的兒女，渴慕合一，追求神的話。弟兄會在這方面能滿足他們的需要。
達秘有多方面的學問和恩賜，在奔走講道外，著述甚多，其文集達四十餘卷；但一般認為甚晦澀難懂。但他的講道則淺白而有感力。其詩歌則涵義深遠。弟兄會出版基督徒詩歌(The Christian Hymn Book) 和小群詩選 (Hymns & Spiritual Songs for the Little Flock)，中國的聚會所，初期名為"小群”，來源於此。達秘精通希伯來文和希臘文，並拉丁文，現代語文中，精通法文，德文，意大利文；在著作之外，還從原文翻譯了英文，法文，德文的聖經，影響深廣。
其實，弟兄會的觀念，由來遠久；即使不說是初期教會的原型，在歐洲大陸，也可遠溯到宗教改革時期。不過，達秘所領導的，是時代派的弟兄會，或英國弟兄會。其信仰特點，是從宗派出來，加上時代主義(Dispensationalism)。 在教會體制上，則主張教會的獨立。由於其注重重生得救的真理，強調信徒皆為祭司，鼓勵普遍的事奉，對於發揚福音頗有貢獻；惟由於地方性教會的分散，不能集合發展較大規模的事工；復因不注重教育，自然不能有系統的延續。
雖然其從宗派分別出來的立場，不曾被普遍採行，但關於預言和國度的教訓，為更多人所接受。在美國的福音派和基要派教會，不少贊成其大災難前教會被提和千禧年觀點，特別是司可福注釋聖經出版後，傳播更廣；內地會大多贊成弟兄會的國度觀。 約在1920年前後，弟兄會的信仰由宣教士介紹到中國。 有兩位福州海軍退役軍官王載，王連俊(約翰)，開始了類似弟兄會的聚會；倪柝聲稍後也參加了；後來二王轉移其他的事奉，由倪繼續領導，發展成全國性的聚會所地方教會體制。神學家賈玉銘，放棄原來的長老會改革宗信仰，而接受達秘的國度教訓，惟未接受其教會體制，影響華人教會甚大；加以成寄歸的司可福聖經函授課程推廣，蔚成為華人教會的主流神學思想。
在政治上， 1948年五月十四日，以色列宣布復國，世人對預言熱達到最高峰。英美等國一向支持以色列，以為是遵行主的旨意，是聖經的應許。只是近年世界局勢的發展，使預言的解釋發生某些困難，而巴勒斯坦人中的基督徒，遠比猶太人多，非千禧年信仰者，以為教會才是心靈受割禮的"真以色列人”；對於教會和猶太人之間的選擇支持，人權的問題，使信仰在政治上的衡量，不容易平衡。保守信仰的猶太人，則不承認現政府，仍在等候彌賽亞國度。因此，不少人對弟兄會的預言觀點，也在調整中。
約在1835年，達秘與迪道霞夫人 (Lady Theodosia Anne Powerscourt) 相愛而訂婚。她是一位勛爵的遺孀，與達秘年齡相同，敬虔愛主。但弟兄們認為並不適合，加以勸阻，二人為了主的事工，各自同意解除婚約；迪道霞夫人未曾再言婚嫁，於1836年逝世。 此後，達秘即終身未娶。他除了藏書甚豐之外，並未為自己積蓄財產。
從1858年起， 達秘住在倫敦的Lonsdale Square寓所，他不出外旅行的時候，有二十四年，那裏是他地上的家，直到1882年，在那裏離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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