凱柏傳(上)

牧師也有靈魂

新任的鄉村教會牧師，去探訪他的會友。
教會領袖中，有人先告訴他們的新牧師："牧師，在這教會裏，有幾名‘不滿分子’，他們給每一位牧者不少麻煩。他們有點兒怪，喜歡批評；有的好久都不來禮拜了。他們對教會經濟上的貢獻微不足道，也沒有甚麼社會地位。你可以像前任牧師一樣，不要去理他們就算了。”
這幾名不參加教會聚會的人中，有個女子，名叫佩蒂.巴勒特(Pietronella Baltus)，是磨坊主人的女兒，三十三歲了，仍然獨身未嫁，稟性倔強。她跟幾個同心的農民一起聚集，讀讀聖經，和幾本宗教改革者所寫的老舊書；有時，她寧願單獨敬拜，也不肯去參加教堂裏的聚會。他們堅守起初的信仰，絕不妥協；認為那些心持兩意，假冒為善的教牧，說些逢迎人的好話，卻不能使靈魂飽足。靈魂無法在缺乏真理餵養下活著。
鄰近的人告訴她，牧師在附近探訪，也許不久就會來到她家。佩蒂決絕的回答："我與那人毫無相干！”
她的朋友說："不過，佩蒂，不要忘記，我們的牧師也有一顆不滅的靈魂，他也往永恒裏去！”
牧師來了。他覺得牧者有照管羊群的責任，不管他們的問題在哪裏。在見面的時候，佩蒂拒絕同牧師握手，因為她相信他們沒有相交；是牧師堅持，她才同他握手：不是因為他是牧師，是因為同為人類。
但是，經過朋友的勸解，佩蒂的敵意基本上有些消除了。她用相當長的時間，同牧師談論今世與永生的問題。她說到自己有永生的把握；並且勸勉牧師，必須確定有永生的盼望，否則將要永遠失喪。
牧師聽的時間多，說的話少。分手的時候，他還要再來。

從不滿分子得滿足

那新牧師是凱柏(Abraham Kuyper,1837-1920)。
凱柏於1837年十月二十九日，生在荷蘭海邊Maassluis牧師住宅中，父親約翰凱柏(Rev. Jan Frederik Kuyper)是那裏的牧師。照他祖父的名字，起名亞伯拉罕。他從小就愛海，對著浩瀚的海洋，充滿了憧憬。他在加爾文派的熏陶下長大。
1849年，約翰牧師應荷蘭南部禮敦(Leiden)教會約請，作他們的牧師，舉家遷往那裏。亞伯拉罕凱柏就入了禮敦大學。
1862年，九月二十日，凱柏還不到二十五歲，得了禮敦大學(Leiden University)的神學博士學位。 1863年七月一日，他同約安娜(Johanna Hendrika Schaay)結了婚。新婚夫婦都來自城市，去位於荷蘭西南部的鄉村卑斯得(Beesd)，牧養他第一個鄉村小教會。
八月九日上午，凱柏正式就任牧師，是由他父親約翰凱柏牧師主持。那天晚上，他的就任講章，經文是約翰壹書第一章7節。雖然是正統信仰的信息，但他在講台上，持守道德上的誠實，只能講說他自己所知所信的。他的會眾大部分也都滿足現狀，不注重靈裏深入的追求，對於這位神學博士很滿意。問題仍然是"不滿分子”。
他們倒不是對他個人有意見。他們不滿的，是牧師的正統信仰裏，有一半自由派的思想。凱柏牧師覺得他們不是死氣沉沉的會友。他們的聖經知識很豐富。他們注重屬靈的事。他們的生活表現很有規律，而保持歸正教會對世界的觀點。他們不是談論宗教，而是謙卑的見證聖經永恒的真理，以溫柔敬畏的心，說明"心中盼望的緣由”。
凱柏同他們談論，有時且是辯論。但他勤去探訪他們，建立了彼此的感情。青年牧師自然邀請他們來參加聚會。他們拒絕了；並且坦白的說，前任牧師不傳講真理，他也是如此。
真理！這班簡樸的農民知道真理？他們連拉丁文都不懂，更不用說聖經原文了。這感受仿佛是博學多識的亞波羅，握著亞居拉織帳棚粗糙的手，聽他說是對基督更認識。凱柏真的驚奇。
他們指示真理給他：神創造萬有，唯一的目的是為了祂的榮耀。祂的主權統管萬有。我們的存在是為了榮耀神。
這是偉大的發現！大有學問的博士，竟作了卑微農民的學生。他不顧牧師的尊嚴，放棄了世界的虛驕，同他們談論。他發現，從此以後，主日的講壇自由釋放得多了。
從那幾個不滿現狀的人，所看見，所聽見的，使凱柏對自己的生命作了深省。這轉變時期的結果，是他經歷了神"全然主權的恩典”。他沒有不滿他們，沒有反對他們；反而謙卑的接近他們，想了解他們，從他們學習自己不知道的。十年後，他寫道：

我沒有定意反對他們，直到現在我仍然為了所作的選擇
感謝神。他們不動搖的堅持，成了我心靈的福分，是我
生命中的晨星。我有了所持守的道，卻沒有尋得和好的
福音。他們用簡樸的話，告訴我靈魂得完全安息的唯一
方式：敬拜高舉那位行作萬事的神，或立志，或行事，
為要成全祂的美意。

凱柏常去跟那位農村女子佩蒂談話，更深的受她歸正信仰的影響。凱柏的父親本是正統的歸正派信仰，但趨向中和，成為一位傳沖淡的福音信仰的牧師。凱柏受教育的禮敦大學，是有名的自由派學府；但他自己對加爾文思想認識頗深。不過，還是那位約比他年長七歲的佩蒂大姐，作了他屬靈的母親。她幫助啟導凱柏，把知識轉化為宗教經驗，和神學的信念。他們在基督裏的友誼，持續了半個世紀，直到她在1914年三月二十六日離開世界。佩蒂一直關心凱柏的事工；凱柏也一直感激記念佩蒂。
在卑斯得鄉村教會，四年的事奉，是凱柏最重要的準備時期。那幾名歸正信徒幫助他，從半正統，半自由派的思想混沌中進入光明，從游移浮蕩而建立在堅實純正的根基。在這根基上建造，發展，有超奇的成就。凱柏成為神學家，政治家，演說家，大學創立人，報刊主編，作家，教會改革家，領袖，組織家，旅行家，在每一方面，都有傑出的貢獻。最重要的，不是他的才能，不是他的貴為首相，而在他始終是謙卑奉獻虔誠的基督徒。歷史記載，他是在荷蘭混亂危難中神興起的領袖，也是加爾文以後最傑出的領袖。
1867年，凱柏接受悟垂克(Utrecht)教會的約請，擔任他們的牧師。
十一月三日，凱柏向他所愛的卑斯得教會作告別講道。他選用的經題，是馬太福音第六章12節，主禱文中的第五項請求："免我們的債，如同我們免了人的債”。他說：

"我現在感覺到良心的控告：我在自己還未全心悔改歸
向福音的時候，就膽敢到你們中間擔任牧職；因此，使
你們在某種程度上，也分受我信仰動搖的困擾...現在請
你們中間愛我的人，與我一同跪下，同我禱告，也為我
禱告，求主赦免我的債。”

凱柏離開了那安靜的鄉村，可愛的會眾，去省會悟垂克。他不是為了高薪厚俸，不是羡慕城市上流社會的生活；而是去爭戰，為了神的榮耀。凱柏已經準備好了。

徵文的神蹟

禮敦大學的達扶立教授(Prof. Matthias De Vries)，興奮的告訴凱柏，一項有獎徵文比賽的消息；他並且堅定的對他的學生說，那是天造地設為了凱柏預備的，極力鼓勵他參加。凱柏本就長於文學，既然教授對他信任，殷切的期望，他決定盡力以赴的一試。
教授不能製造天才，但可以引導他們的方向。達扶立就是這樣一位關心學生的教授。他是卓越的荷蘭語文學者；他銳敏的覺察出凱柏是一名卓越的學生，這樣，很快他們就成為親密的知己，建立了特出的一生友誼。
發起徵文的，是歌樂寧根大學(Groningen University)，題目是：對宗教改革者加爾文和拉司基處理當時教會問題方法的比較與評價。
凱柏積極的蒐集資料。他很快的找到了加爾文的著作，放在房內的書桌上。但是，拉司基(Johannes A Lasco, aka. Jan Laski, 1499-1560)是個問題。其人是誰？其思想如何？

其人何人

首先，凱柏到禮敦大學圖書館。那裏竟然找不到任何拉司基的著作。國內另外二所大學及神學院圖書館，也是如此。所能找到有關拉司基的資料，簡略提到那位波蘭的宗教改革者，所列他的著作有十六種；以後找到的資料，列有二十四種；但拉司基的作品，卻連一冊也沒有！凱柏遍查法國，德國，英國各大圖書館藏書目錄，所列只有三四本。看來拉司基的作品，在三百多年的歷史灰塵中消失了。
凱柏可以想像得到，所有想參加徵文比賽的人，都會面臨同樣的問題；恐怕連出這題目的教授，情形也不能夠好到哪裏去。但只根據有限零星的資料，摭拾別人的評引，而沒有看到拉司基本人的原始作品，了解他的思想，無法在學術上作合理的評價。衡情度理，最合邏輯的決定，該是放棄參賽的打算。
凱柏去見達扶立，把放棄努力的想法告訴他。那位熱心的好朋友勸凱柏，不要急於作放棄的決定，還得試作最後努力："凱柏，事情還沒有那麼絕望。我們這個好國家，有許多私人圖書收藏。我父親是哈倫(Haarlem)教會的牧師，有不少教會歷史書籍，我建議你去找他；即使他沒有拉司基的著作，也可以指引你哪裏去找。”凱柏見達扶立的誠意，就動身北上，到了約二十哩外的哈倫牧師住宅。
白髮的老牧師，很親切的接待他。知道了凱柏的來意後，老牧師說："凱柏，這是很好的一項工作。我很願意幫你忙。我想，我沒有拉司基的著作。我有一本門諾(Menno Simons)的小冊子，講到拉司基。至於他本人的著作，不，我想我一無所有。不過，我不妨找找看。那要費些時間，這樣吧，你一個禮拜後再來一趟。”凱柏早就料到會有如此結果。他並不感到失望；因為本來就沒抱著希望。
不過，凱柏還是再次搭北上的火車，如約去了哈倫，只當是到林野作一個下午的消遣，調劑調劑枯燥的研讀生活。
老牧師慈祥的歡迎他，進到屋裏。然後，指著桌面上的一大堆書，以平淡的語調說："看，凱柏！這是我所找到的。”說來好像是世界上最尋常的事。在那裏的大書小冊，幾乎是拉思基全集。
這牧師書房出現的神蹟，對於凱柏，好像是飢餓疲乏的旅人，在小店的點心盤裏，發現嗎哪。在所知的罕有圖書目錄裏找不到的書，在各大圖書館找不到的書，似乎是絕版了，竟在這老牧師書房裏出現！誰說是踏破鐵鞋無覓處？

峰迴路轉

把全歐洲收藏最豐富的拉司基著作帶回家裏，凱柏望著那神賜的奇蹟，心中充滿了感恩。這使他深信，神的手引導著他的道路。
在自由派的禮敦大學，凱柏以最優等Summa Cum Laude畢業；在靈性上卻陷入最低潮。進了神學院的這兩年來，凱柏久已不禱告了。他的心注重在學術；自由派的教授們，把誘人的酵注入他的思想裏，使他把以往接受的正統信仰，丟在遺忘的角落裏，以為是見不得人的過時舊衣。
在神學院裏失去了神；在老牧師的書裏，又找到了神。
凱柏歡欣，有了信心，幾乎覺得有使命完成這項目標。在以後的八個月裏，奉獻為了論文比賽而研讀，成了他主要的工作。結果，他用拉丁文寫的論文，贏得了金質獎章。主持的穆陵教授(Prof. Muurling)，給予這位神學生和他的論文，無限的讚美。
1862年，凱柏徵得歌樂寧根大學同意，把這篇論文修訂增益，作為他的博士論文。
1866年，在卑斯得教會，凱柏編訂出版了拉司基全集，並且寫了一百二十一頁的"緒言”。
這獵書的經驗，給凱柏極深的印象，成為他靈命轉機的第一步。十二年之後，他寫道：

尋得拉司基寶藏，是我參加論文比賽的關鍵。是一位忠
實的朋友介紹我去那裏，但他自己對那藏書一無所知。
在一週之前，連那寶貝的物主，也只依稀記得拉司基的
名字，卻不能確定有沒有那波蘭宗教改革家的著作。如
果人想要真知道神蹟的意義，必須在人生的道路上一番
艱苦掙扎，才會驚奇的發現。現在我這樣說，仍有無限
深的感恩敬拜感覺。那時，我的心受到強烈的感動，恢
復了疏忽已久的祈禱感恩。我不能否認，那絕非老婦的
故事，妄言"神的指頭”。
這難以置信的經驗，在我靈魂的深處，留下了持久的印
痕。我每逢回憶這可記念的事蹟，想到神尋找拯救我的
大愛，我的思緒常是回到神如何賜給我拉司基的著作。

加爾文和拉司基，兩位十六世紀宗教改革家，都是過世已久了，為甚麼歌樂寧根那樣的學府，會忽然對他們垂以青睞？
原來歌樂寧根大學，雖然早已趨向自由派，卻以福音信仰自命。當時的荷蘭，像在美國一樣，流行反加爾文情緒，以為他太過嚴峻和狹窄。而出身波蘭世家的拉司基，曾在流落英國的歐洲大陸宗教難民教會中工作，雖被反對的人稱為"波蘭之熊”，比較起來算是中庸能寬容。凱柏當然不會存心趨附，迎合時好，口筆與心相違背，在學術上是不誠實的；但以那二十三歲的青年當時的教育背景，不免受影響而有誠實的成見，也自然會持有類同的看法。
就這篇論文而論，在信仰和學術的觀點上，都不免有些缺陷。但這研究的過程，對他有極大的益處。首先，使他在早年就對這二位宗教改革家的思想和功業，有深入徹底的認識。其次，這得書的神蹟，使他轉向謙卑感恩的屬靈心態；以後，隨著靈命的進深，對宗教改革也有多向度而深入的了解。同時，引起他透視並關注教會的問題。所以，這不僅是歷史的興趣，也使他想到此時此地的荷蘭教會。神需要在基督徒的生命和生活，社會的各層面，都有完全的主權，彰顯祂的榮耀。誰想得到，這神蹟不但奇妙的影響了凱柏的一生，也影響荷蘭全國，以至世界的神學界。

小挫的大益

獲獎的歡欣過後，精神鬆弛下來，反映出凱柏精力損耗的嚴重程度。他完全崩潰了。他可能手拿著一本書，整個小時的坐在那裏，連書名都讀不進腦子裏。他試著回復童年對船的憧憬，買了工具和材料，建造了一艘模型的船。那具體而微的小船，連細節都甚完備，卻不能載他駛回童年的寧靜。未婚妻很體貼他，為了逗他的趣，把她自己的名字"約安娜”繡了一面小旗，懸在船桅上。
醫生建議他易地休養，以恢復健康。凱柏去到德國法蘭克福附近的科泊(Caub)，他未婚妻有幾個朋友住在那裏。在那新環境六個星期，他的健康恢復了很多。
這場病，前後約有十個月的時間。在恢復期間，凱柏讀到一本宗教小說The Heir of Redclyffe，是當時的英國小說作家容琪(Charlotte M Yonge)寫的，一時曾膾炙人口，助長了牛津運動精神的發展。
這部長篇小說中，有兩個性格相反的人物：腓利是世界成功的典型，聰穎，剛健，自信，善於談吐周旋，在任何環境，都可說是適者生存；另一個是顧依，溫和，仁愛，似乎是柔弱的人，關懷別人，而有信仰。當二人在一起的時候，腓利願意處處佔先，控制；顧依卻是謙退，忍讓。凱柏作為一個讀者，完全與腓利認同。但到結束的時候，情形改變了。顧依在瀕死時，現出溫柔才是有約制的勇敢，死亡是得勝和永生。書中也表示，教會有母性的愛，照顧她所有兒女的腳步。
1862年九月二十日，凱柏獲神學博士(Th.D.)學位。他準備進入教會事奉。

曠野的呼聲：教會改革

阿姆斯特丹
阿姆斯特丹是荷蘭最大的港口都市，原來名字的舊拼法是Amstrelredam，被稱為"平安之母”(Mater Salem)。遠自宗教改革時期，就有更正教信徒，因為受羅馬教迫害，從歐洲各地來這裏避難。因此，這城市傳統上是更正教信仰，教會是國際化的，而且有影響力。到今天，更正教信徒，還記念這個城市，而且愛這個城市；有些教會機構的大規模國際性會議，常在那裏舉行。
1870年，有教牧出缺。教區的選任委員會受命遴選；他們選任了凱柏博士(Dr. Abraham Kuyper)。
八月七日就任後，凱柏於八月十日，在阿姆斯特丹大座堂中，作第一次講道，題目是"生根建造：教會是機體，也是建構”。經文為以弗所書第三章17節："基督因你們的信，住在你們心裏，叫你們的愛心有根有基”。"有根”，說明教會是有機體，自然的合一與和諧，要向下扎根，才會生長；"有基”，說明教會是建構，要在信仰上立基礎，並且按照神的規制建造，照著山上指示的樣式，不止是基督徒，而且是歸正的基督徒，讓主在凡事上居首位。
凱柏個人與神有深密的交通，有堅定的信念，堅信聖經啟示的真理，對聖經應用有整全的認識；因此，他傳講的信息，能夠深入聽眾的心思，觸動他們的情感，而影響他們的意志。他信息的中心，是教會的改革；他的話語帶著生命力，注重實踐在生活上；他言詞中肯，而有深湛的靈智。
他不倦不息的推動教會的潔凈，由沉睡麻木而恢復生機，並且重新建造。他的目標和範圍，不僅限於阿姆斯特丹一地一區，而是全國教會的改革。

信仰之爭

當時的阿姆斯特丹，總人口為二十六萬五千，其中荷蘭教會會友約十四萬名，包括男女和孩童，分屬大小十四所教堂，其中一所是大座堂。教區議員成員一百三十六名，二十八名為教牧，其餘是長老和執事。
在1867年時，教區議會大多數是由自由派 (新派) 人士控制；但選任委員會情形不同，組成分子都是保守派正統信仰。當然，遇有因辭職，退休，黜免，死亡，或因失障等原因離職造成空缺時，委員會只選任正統信仰的歸正分子充任。教區的二十八名教牧中，多屬自由派；他們雖然不是永任，但教區選任委員會無權革除他們，只能調任。其他長執則是常任成員。此後，自由派的長執離去了，正統信仰的成為多數。所以，在1870年的時候，他們能夠聘任凱柏博士任牧職。
1872年三月二十七日，有十七名長老聯名發表宣言，聲明自此以後，他們將不參加凡自由派教牧主持的聚會或禮儀；特別拒絕接受自由派教牧主持的聖餐及聖禮。他們說，這不是造反，而是基於深深的宗教信念：我們是為了信仰。
這次信仰之戰的導因，是在於對基督身體復活的意見。早在1869年，阿姆斯特丹區會正式宣布：在一切講道中，不准否認或批評聖經中的神蹟。但在1871年時，有個胡根禍玆牧師(Rev. P.H. Hugenholtz)，在復活節講道，否認基督身體的復活。一位長老致函阿姆斯特丹區會，請求依法革除那牧師；區會依情轉呈上級大會。大會卻認為關於主耶穌基督復活的教義，教會法規並無明確的表明。這樣，等於任憑他們講論，並不採取任何紀律行動。因此，引起那十七長老宣言。並不是他們心地狹隘，不能容忍異見，而是要衛護教會的純正，保守歷史性的基督教信仰。
在自由派(新派)方面，也不肯就此罷休。他們鼓動了一千餘名男會友，並二百四十五名女會友，簽名表示抗議，顯然聲勢壯大；於四月十七日，把文件送交區會，文中稱那十七位長老是"譁變”。
區議會隨即於四月十八日召開特別會議，檢閱雙方文件，推定一個委員會草擬答覆，提交區會討論；委員會則委任凱柏為主稿人。凱柏義不容辭，接受了。
九月二十七日，區會特別會議接納了委員會的文稿，並通過印發給全體會友。這樣作的目的，是讓信徒了解整個的事實經過，並讓區會內外都知道，阿姆斯特丹教會的信仰立場。結果是出了一本長達一百四十一頁的小冊子，錄有雙方全部來往文件及全部簽名，並對他們的抗議，逐一分析答覆。凱柏筆下的文字，是客觀的，心平氣和，析理分明；用字遣詞，完全溫和有禮，無懈可擊，卻是毫不留情的把自由派的抗議駁得蕩然無遺。對於這樣的文件，連自由派的人也佩服無已；雖然他們對於文件的內容忿恨不滿，但只能悻悻於心，而啞口無言。
戰爭的序幕，就這樣過去了。不過，只是表面的平息。荷蘭教會內信仰的兩股潮流，仍然存在，信與不信的，不能同負一軛，"一家自相分爭”的情形，仍然持續下去。
荷蘭教會的信仰之爭，到現在已顯然可見：不是一地一事之爭，而是仇敵撒但魔鬼有系統的詭計。新派的人，侵入了神學院的講席，佔領了學府，然後，他們的黨徒，佔踞了國家教會的高位。
從新約教會開始以來，在施行洗禮儀式時，施洗者宣告："我為你施洗歸於父，子，聖靈的名。”但在1870年，國教總會受到了新神學派的壓力，准許施洗者說："歸於信，望，愛”，或說他們認為適當的語句。這標識著重大的改變。因為奉"父，子，聖靈的名”，是表明承認三一神的位格，也就是神的主權；但他們竟改為一項抽象的觀念。換句話說，失去了信仰的主體。
這項措施，刺激了正統信仰的基督徒，有的且甚為激忿，認為是敵基督的手段；但一陣狂烈的反應過去了，依然沒有甚麼顯著的效果。反應止此而已！而且總是等事情發生了才有所反應，終究不是辦法。

改革的助力和阻力

自由派神學是一種神學上的異端，必須從神學的觀點去了解，去批判；自由派神學造成教會問題，必須以健全教會的體制去防杜，去解決。
凱柏早就看到，對抗自由派神學，不能局限於講壇上的教導。 1871年三月十四日，凱柏在阿姆斯特丹開始了一系列的講座，批判自由派神學，指出其虛假，空泛和貧窮。他指出，自由派神學不過是海市蜃樓，披上基督教的形象。以後，這講座也推廣到荷蘭其他城市。
凱柏綜括自由派的錯誤信仰，仿照"使徒信經”的字句，代他們制訂了一個不信派的"信仰告白”，這樣說：

我，現代主義者(自由派)，相信神是所有世人的父；耶穌不是基督，不過是拿撒勒的拉比。我信人性本善，只需要努力進到更完全。我相信罪只是相對的；罪得赦免不過是人發明出來的。我相信所有人類都有更好生活的盼望，所有人類都能得救，而沒有末後的審判。

至於自由派人士，他們寧願陰謀經營，破壞教會的信仰，對於未經授權代勞的"告白”，非心所願。不過，這個"信仰告白”，揭發了自由派神學的真面目，直指他們只是敗壞的異端，使他們無所遁形；他們卻又無從反駁，辯說自己並不是那樣。同時，也使信徒知道如何分辨，謹防危險。當然，自由派對凱柏是恨之入骨了。
在最初的時候，凱柏幾乎是孤軍奮戰，發出曠野的呼聲。但既然是神學上的抗爭，還是需要更多的凱柏，喚醒信徒，奮興教會，成為堅強的陣營。因此，成立學府，訓練神學生，作為教會的主幹，這需要就愈來愈顯明了。
至於改革教會的步驟，凱柏採取先糾合同志，成立團契，互相勉勵，共同禱告。參與的人，必須信仰保守，純正，重生歸正，相信全部聖經是神絕無錯誤的啟示，接受主耶穌基督為救主，也讓祂在個人生命和生活上，有完全的主權；並且遵奉主的差遣，傳揚福音；不但使個人得到救恩，還要進而為主征服社會和文化，讓基督作王。為了這個目標，大家同心合意，共同努力。首先是盡力從現存教會爭取內部的改革；如果這個重建復興的目標不能達到，就出去建立不屬於國教的自由歸正教會("自由”的意思是"自主”，與"自由派”大為不同)。
凱柏有堅定的信念，從不懷疑他的觀點，目標和行動，是正確的。他堅持，艱苦，孤單，忍耐，進展是緩慢的，但終於有了進展。
不過，最使人痛心的，是部分正統信仰的信徒：他們寧願抱持寂靜的敬虔，在家作循規蹈矩的基督徒，而過平安喜樂的生活，卻不願牽涉入信仰的戰鬥。他們多是重生的基督徒，卻是活而不動，愛而不熱，甚而其中包括有名的敬虔領袖。他們不僅置身事外，而且對加爾文主義信仰心存畏懼，有時還加以批評攻擊。這對教會改革的阻力和傷害，是難以想像的。
1886年，凱柏和七十五名教會領袖，不見容於荷蘭國教會，遭受革除。申訴辯解，得不到結果。奮鬥多年的改革，不僅走了許多個第二哩路，更走到了盡頭。他們開始以"讀經”的名義聚會，結集的同道越來越多，都以為國教會的腐敗，已不堪救藥。於是，有約十萬信徒，二百個教會，正式脫離國教會，另組成荷蘭改革宗大會。
實在說來，那時的荷蘭國教會，並不盡是自由派(新派)，更遠說不上無神主義。在其中，也有許多是信仰純正品德高尚的基督徒。只是國家教會，是以政治為前提，願意把全國維繫在一個宗教系統之下，只注重形式，而不注重信仰。他們不曾有迫害教會的行動，也不曾限制他們身體的自由；但在政治上予以不方便，在法律上不給予非國教信徒應有的權利。比起羅馬天主教來，荷蘭國教會算是好得多了；甚至比十七世紀的英國聖公會也好得多。荷蘭的非國教基督徒，並不會因信仰而被監禁。簡單說：他們的地位，是被容忍而不被承認。

自由大學

他們把他從我擄去，
用他們所有的疑思，奇想，
啊，我最愛的兒郎，
曾經是深藏在我心上。
---勃朗思威(Bronsveld)："母親的怨訴”

作者是一位牧師。當他寫這首詩的時候，可能想到一個歷史的事件。
約在1360年，鄂圖曼帝國的牟拉德蘇丹(Murad I)，向歐洲擴張。當時的基督教國家，或在自相殺伐，或同教皇鬥爭，結果是屢屢敗給牟拉德。牟拉德擄去基督徒孩童，有時在他佔領的地區徵募，把這些少年人編成特種部隊，精選人才來教導他們各種戰術，戰技，行政，學問，最重要的是徹底灌輸回教的教義，成為優秀的精英幹部，在宮廷事奉他。這種軍隊稱為"占尼撒理”(Janissaries, 原為Yeni ceri) 意思是"新軍”。蘇理曼(Suleiman)和以後的領袖們，也沿用這種辦法。那些歸信回教的少年們，完全忘記了自己的基督教家世，完全效忠於土耳其蘇丹，不惜與父兄為敵，以至殺死他們。
歐洲的學校原都是教會建立的。西方的文化和近代文明，都是源於基督教。但到十九世紀，情況改變了。無神的人本主義，瀰漫在思想界：反對宗教的亂民政治，不信神權能的生物理論，否認神權威的評經和自由派神學，把許多少年人，整批整群的擄去了，離開了教會的懷抱。
在教會中，冰冷的教條主義者，以為抱持著教條，就是固守了真道，把敬拜的儀式，當作了敬拜的內容。寂靜的敬虔主義者，則以為教條無關重要，知識更是叫人自高自大；只要個人得著救恩，有好的品德，一切問題自然消失。他們抱持司班耐(Philipp Jakob Spener, 1635-1705)的教訓，努力高舉富蘭克(August Hermann Franke, 1663-1727)，辛森道夫 (Count von Zinzendorf, 1700-1760)當作經典，卻飲水而不思源，忘記了敬虔運動來自司班耐創的哈禮大學(University of Halle)。至於佔人口多數的世俗派，就忙忙碌碌的賺錢生活，把生活當作生命的目的；雖然也有宗教活動，那只是生活的一部分，習慣的出入教堂，以為已經盡了自己的本分，連奉獻金錢也當作是投資。
但仇敵在認真的加緊工作，連連的勝利，忙碌的收取戰利品。亂民政治在法國得勢，排除了宗教，還輸出革命思想。人本主義則以人為萬事的尺度，把神隔絕在思想的宇宙之外。自由派則佔領了神學的講席，派遣他們的門徒，去侵入教會，學校。
一間一間的教室失去了。一所一所的學校陷落了。一座一座的教堂失守了。不，各種各式的活動仍然繼續著，只是真理的旌旗不見了，主耶穌基督不再是尊榮的中心。
大多數的基督徒仍然在沉睡。有時，他們也感覺到講道的味道不同了，但他們以為是自己餘夢未醒；或以為教堂換了新人，自然需要慢慢適應，久之也就安於現狀，懶於去思想其變遷的原因。實在說來，總是少數領導多數；而領導的人，總是怕變遷的人，因為那等於失去了安全的領導地位。只有少數，微不足道的少數，注心於信仰的重要，他們想講話，想行動；但可惜聲音太小，沒人注意。最後，他們只好黯然離去；教堂空出了幾張椅子，但教堂的奉獻收入沒有顯著減少，教牧的收入反隨著年資而加增。
信徒離開了教會，信徒的孩子們不可能不受教育。他們進入了學校。但回到家裏的時候，可以在他們身上看出改變：他們不再渴慕屬靈的事，在言談之間，也表示對真道的懷疑。世俗的基督徒，對這種現象全不在意；他們只要孩子進好學校，讀書成績好，將來找到好職業，生活富裕，事業也滿意。信仰嗎？似乎沒有甚麼現金價值，不能增加收入和光榮。因此，在他們是一切如常。
敬虔的父母們，態度就不一樣了。他們警覺到孩子靈命的枯萎，死亡；由中學升入大學後，這種可怕的改變最顯著。他們搜索心靈的省察：是作了甚麼錯事？是神離開了我們？他們呼求神，呼求神，恒切的呼求，但看不見顯著的效果。啊！他們想到了少年奧古斯丁(St. Augustine)的經歷，在離家往異地求學的時候，如何被異教思想擄去。"占尼撒理”的事件，現在實現在他們身上。有位敬虔的父親，在神面前流淚呼求，求神叫他的兒子回轉，否則叫他死了，免得羞辱主的名，或反抗神，傳播人本主義的思想，為害別人。這種痛苦的心情，就像是作基督精兵的父親，在戰爭中為了對主效忠，為了責任，寧可忍著心，殺死成為"占尼撒理”的兒子！更可哀的，是自己當初無知，親手把兒子送在擄掠的人手中。
不少的家庭裏，可以聽到母親的怨訴，為了被擄的兒子，向神哀哭："他們擄去了我所愛的兒子！”但安慰在哪裏？如何能使被擄者歸回？

信仰的危機

十六世紀宗教改革的結果，荷蘭在信仰上成為改革宗，並且脫離西班牙的統治而獨立，成為反抗羅馬教人士的避難地，是一片自由樂土。後來，又受法國轄制，直至十九世紀初，才脫離法國。雖然如此，在思想上卻深受當時流行的自由主義影響，只在名義上仍是基督教國家。本來學校是由教會創辦，由教會管理，教育培養的人才，為了教會服務；現在的情形是，教會和學校都由政府經營，由政府維持，當然也是為了政府服務。這是說，由反教會和自由派的人，控制了教會和學校。
1870年的荷蘭，全國約有四百萬人口，有三所大學：禮敦大學，歌樂寧根大學，悟垂克大學。當時，只有這三所大學是政府所承認的；他們也各有其神學院。所授的專業學位，包括：律師，醫生，工程師，和神學學位，獲得政府許可。無疑的，在這幾所學校畢業的學生，可以獲得工作，有高薪，得高位，前途是光明的。問題是他們的信仰。許多青年人，包括牧師的兒子凱柏，進入大學之門，就失去了信仰。如果"成功”的定義，只是物質的享受，他們是成功了。如果教育的目的，只是學術知識的追求，他們是達到了目的。但人生的路程，並不限止於今世，而還要有永生。
可是，在信仰上的墮落開始了，會更快更深的滑落下去。
凱柏畢業了，進入了教會事奉，經過了漫長的摸索，艱難的掙扎，仰賴神的恩典，才獲得了光明的新生。但他的母校，和另外兩所大學，卻陷入了更深的黑暗。三所神學院依然都存在；不過，只剩下了空殼，內部完全被不信派所腐蝕竊據。系統神學沒有了，變成了宗教研究；實用神學課程也取消了；聖經不再被認為神的話的權威；基督教只是許多宗教的一種，雖然他們仍以為是較高級的宗教。
如此以來，高等教育的淪陷，不僅造成青年一代信仰的危機，使他們迷失；更失去了供應教牧人員的訓練基地，使教會沒有從神來的信息，使神的言語稀少，造成教會荒涼，延而影響將來臨的世代。關心神家的人，自然能預見到可憂的後果，認識這是根本的問題，儘量的想辦法，努力求取救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