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經都是神的默示，不同於人的好教訓﹔是因為其來源的分別。聖經不僅一部分是神的話，而都是，全部是神的話。
出於人的話，不能永久存在，因為人不能永久存在﹔惟有神的話必永久存在，因為神是永恒的神。神能夠保守祂的話，使它成就。
聖經的價值，在於其從哪裡來的。
王羲之的書法佳妙，司馬遷的文章超絕，就算是能合在一起，都不能使其具有帝王諭旨的權威。權威在於其來源。
聖經是從神的默示來的。
“默示”在原文是“神吹氣”的意思。氣和靈是相同的。聖經是由神的聖靈感動而來，藉著人的手寫出祂的話。所以能稱為神的話。以賽亞書說﹕
凡有血氣的盡都如草﹔他的美容，都像野地的花。草必
枯乾，花必凋殘，因為耶和華的氣吹在其上。百姓誠然
是草。草必枯乾，花必凋殘﹔惟有我們神的話，必永遠
立定(賽四0﹕7,8)。
可見人的存在，是何等的脆弱。神的氣吹在其上，就沒有了。但神的氣吹在屬祂的人，聖靈感動人寫出神的話，卻是永存的。
這是說，永生的神，藉著不能永存的人，寫出了祂永存的話，使信的人，得著永遠的生命。這是何等的奇妙﹗
世上有些風雲一世的人物，曾幾何時，竟被時間的浪潮所淘盡，除了扒掃歷史灰塵的專家以外，沒有多少人記得他存在過。也有些風行一時的學說，現在成為只是圖書館架上滿積塵封的點綴，昔日的盛況，徒然供人憑吊而已。晚近的一例，是達爾文的進化論學說，長久沒有學術上的論據可言，只靠委說聖經的創造論是宗教，用“政教分離”為盾牌，賴著“科學”的外衣，霸佔教室以苟存。其實，這明顯是一種遮掩的手法，哪有真正的科學，會害怕別人提出相反的論據﹖
遠在二千七百多年前，先知以賽亞被聖靈感動，就能夠說出﹕“惟有我們神的話必永遠立定”﹗這不僅是千古的豪語，事實證明，確是惟有神的話能立定。從前被認為是荒渺無憑，只是人不知道憑證的確定﹔現在經過考古學等科學的查證，顯示聖經的可靠。
愛因斯坦(Albert Einstein)相信，神不玩骰子。英國數學家
司徒華(Ian Stewart)說,人所以為混亂無序的現象，如果能觀察
得夠長久，計算得夠快，就可以看出其次序。
但人的問題，是不肯承認自己的無知，在缺乏充分的證據和了解的情形下，遽作斷言，以後則掩飾錯失，實在可悲。
蜉蝣的生存期只有幾個小時，如果你對它說﹕“根據我的記錄，今年秋天有一天，比二十年來最熱的夏天氣溫還高。”我們很難期望它的意見有何價值，因為遠超過它的理解範圍。同樣的，如果我們用天文望遠鏡，看到距我們十萬光年的一顆星，也許它早已不存在了，得過上個幾萬年才知道，現在誰的知識也都是不確定的。
因此，只有永生神的啟示，可以使人得永生。生命短促的草，那能知道亙古長存的山陵呢﹖
聖經都是神所默示的，於教訓，督責，使人歸正，教導
人學義，都是有益的，叫屬神的人得以完全，預備行各
樣的善事(提後三﹕16)。
聖經有其超自然的來源，才會有超自然的功能。
有人對基督教這名詞避知若浼，其實聖經正是一本屬靈的教材，其功能首先是教訓，使聖徒知道所當遵行的。因此“從前所寫的聖經，都是為教訓我們寫的”(羅一五﹕4)。 有的人力求避免基督教的“教”字，既無必要，也不可能。
但人往往有錯失，不能達到所要求的標準。因此，不能怕提到罪，也不能拒絕責備罪。我們既不能絕對免除錯誤，也就需要責備。雖然責備不是人所歡喜的，但是必要的。所以應當求主指教我們，得著智慧的心，因主藉聖經的責備而回轉，行祂的道路。
聖經也是我們行天路的指針，使我們不至於如羊走迷，偏行己路。從聖經的標準，我們可以校查到自己的偏差，及時歸返正路。所以聖經也是給我們操練行義的典範，使我們好學習行主的道。
屬神的人為主而活，是主選召我們的目的。為了達成這目的﹕“要叫我們行善，就是神預備叫我們行的”(弗二﹕10)，必須先得裝備完全。
神的話不是叫人來欣賞，也不是叫人建立一個敬虔的行業而已﹔而是有其更高的旨意，叫我們知所遵行，完成祂所命定我們去作的。這就是神賜聖經給我們的目標﹕充分裝備屬神的人，以能適合達成這使命。
主啊，“求你開我的眼睛，使我看出你律法中的奇妙。”(詩一一九﹕18)。
以為內中有永生
聽主耶穌講話的人，相信聖經是神所默示的，當然對神的存在從沒懷疑過﹔他們也相信永生，不是只以今世生活為足。這樣的人，可說是合格的宗教人。
但可惜，他們對聖經的觀念是錯誤的。現代人對聖經，仍然多沒有正確的認識。
有的人對聖經的估價偏低，以為聖經只是一些道德規律，一些好的教訓。在另一方面，有的人對聖經估價偏高，以為只要讀聖經，就可以得到永生。這都是錯誤的。
實際上，聖經不能叫人得永生。這是主耶穌基督親口對我們說的最重要真理。祂說﹕
“你們查考聖經，因為你們以為內中有永生﹔給我作見
證的就是這經﹔然而，你們不肯到我這裡來得生命。”
(約五﹕39)
這是說，你們查考聖經，以為可以找到永生的方法﹔可惜你們找不到。
聖經只指出一條得永生的道路，就是主耶穌﹕“給我作見證的就是這經”。現在的問題是“不肯到我這裡來”。這給我們看見，人的固執和愚昧。結果，那些熱心於讀經的宗教人，竟自絕於永生的門外。
有一位聖徒說過﹕沒有主耶穌，而只相信神，他所信的不過是抽象的觀念。
主耶穌到世上來的時候說﹕“神啊，我來了，為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經卷上已經記載了”(來一O﹕7)。 這是說主耶穌為我們的罪作了贖罪祭。因為在舊約的時候，人因為有罪阻隔，絕不能進到神的面前，必須藉著祭物的血，遮蓋人的罪。主耶穌是用自己的血立了新約，使信祂的人得稱為義，得以進到神面前，不至滅亡，而得永生。
耶穌基督的復活，是基督教信仰的中心﹕一般都這樣講，但事實上不盡正確。
當保羅在雅典講道的時候，當地的希臘人，聽了他所講說耶穌復活的事，有的只當作是“傳說外邦鬼神的”，因為他們的神話中也有類似的事﹔有的雖然也有興趣，卻不過當作又一項“新聞說說聽聽”(徒一七﹕18-21)。
這樣，雖沒有引起嚴重的反對，但跟信而得救的距離還很遠。聽眾似乎是了解所傳播的信息，卻沒有真的接受。
在耶路撒冷的公會中，保羅表明自己的立場﹕“我是法利賽人，也是法利賽人的子孫。我現在受審問，是為盼望死人復活”(徒二三﹕6-8)。
這一次引起了情緒高漲的分爭，卻沒有叫人相信的結果。
非斯都受理審問保羅的案件，他簡略敘述案由時說﹕“不過是有幾樣的辯論，為他們 [猶太人]敬鬼神的事﹔又為一個人名叫耶穌，是已經死了，保羅卻說他是活著”(徒二五﹕19)。
他如此輕描淡寫，把保羅以生命見證的福音，說成了不足輕重的人的不足輕重的事。在他的語氣中透著意外，認為沒有構成爭訟的理由。
這些人的情形，都說明一項共同的事實﹕單說復活的事，不能叫人得救，不論其接受與否。
在另一次的傳道旅程中，保羅到了帖撒羅尼迦猶太人的會堂。保羅“本著聖經與他們辯論，講解陳明基督必須受害，從死裡復活﹔又說﹕‘我所傳與你們的這位耶穌，就是基督’”(徒一七﹕1-4)。
這次的結果不一樣了﹕有些猶太人，也有虔敬的希臘人，並有不少上層階級的婦女。為甚麼呢﹖因為這些聽眾聽到的雖是類似的話，同一的信息，但他們曉得聖經，接受聖經所證明的耶穌是基督。
從那裡，保羅到了庇利亞。那地猶太會堂的人，“甘心領受這道，天天查考聖經，要曉得這道是與不是”。結果如何﹖“所以他們中間多有相信的，又有希臘尊貴的婦女，男子也不少”(徒一七﹕10-12)。
這些人的相信，因為他們知道所信的是甚麼，知道了聖經所見證的基督。
從五旬節開始，使徒們的講道，總是引用聖經，證明耶穌是基督﹔神的兒子照聖經所說，為人的罪受死而復活，使一切信祂的人，罪得赦免，而有永生。這才是完全的福音。
所以保羅總結福音的內容﹕
我當日領受又傳給你們的﹕第一，就是基督照聖經所
說，為我們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聖經所說，
第三天復活了。(林前一五﹕1-4)
照聖經所說，這才是使人因以得救的福音﹕
人有罪，罪的結局是滅亡，所以需要得救﹔
聖經證明基督耶穌是人類唯一的救主﹔
基督耶穌為我們死而復活，成就救恩﹔
人信聖經所見證的基督耶穌，接受祂而得救稱義。
惟有我們神的話必永遠立定(賽四0﹕8)
話有多少能力，在於說話的是誰。話的後面有說話者，使話成就。
諸天藉耶和華的命而造，
萬象藉祂口中的氣而成。(詩三三﹕6)
這是何等的信息﹗
世上有權威的領袖，一言九鼎，叱吒而風雲變色，到他終於崩逝的時候，果然如山陵之頹，舉行有聲有色的喪葬大典﹔“下到陰間，陰間就因你震動”(賽一四﹕9)。何等的勢派﹗
但在神的眼中，他不論如何外表華美，擁有一切眼前歡，卻是不能耐久的，無聲無息的與草木同朽。聖經說﹕
凡有血氣的，盡都如草﹔
他的美容，都像野地的花。
草必枯乾，花必凋謝，
因為耶和華的氣吹在其上。
百姓誠然是草﹔
草必枯乾，花必凋謝﹔
惟有我們神的話，必永遠立定。(賽四O﹕6-8)
人不存在了，他的話也就不存在了。但神的話永遠立定，不會改變﹔因為神是永遠不變的。
雅各書第三章13至16節說﹕
嗐，你們有話說﹕“今天明天我們往某城去，在那裡住
一年，作買賣得利。”其實明天如何，你們還不知道。
你們的生命是甚麼呢﹖你們原來是一片雲霧，出現少時
就不見了...凡這樣誇口都是惡的。
這裡赤裸裸的說明了人的本質，不過像霧氣那樣的無定，這樣的人所說的話，定的計畫，所訂的商業約會，哪會是靠得住的呢﹖被風吹動的霧氣所出的霧氣，自然是完全靠不住的，是誰都該可以確定的。人到底不是神。
但神是不改變的，神的話是不改變的。
聖經論到神的兒子主基督耶穌，說到祂與神同質和同樣的權能﹕“祂是神榮耀所發的光輝，是神本體的真像，常用祂權能的命令托住萬有”(來一﹕3)。 祂如果改變了，或是祂的話
改變了，那不僅是絕不可能的事，也是不可想像的事。祂的話托住的萬有，非要先陷於混亂不可。那可能性有多麼遙遠啊﹗
神的話永遠立定，永遠可靠。因為神是不改變的。
這是我們信心的根源。這是我們救恩可靠的根基。這是我們困苦艱難中最大的安慰。
任憑風浪如何險惡，任憑天路如何崎嶇，我們可以相信﹕神的話永遠立定。永遠不改變的神，是祂的話的保證。
1919年出版的中文和合譯本聖經， 無疑的， 是神給華人教會的特別恩賜，藉西方宣教士和華人基督徒合作的成果。聖靈印證神生命的道，使許多人得救。
自從1807年，更正教英國倫敦會宣教士馬禮遜 ( Robert Morrison, 1782-1834)來華，並即開始翻譯聖經。 以後，相繼來的宣教士，也繼續分別譯經。至十九世紀末，已經有二十七種中文譯本，還有方言譯本的全部或部分聖經七十餘種，顯然對於信徒的交通和教導極為不便。
1890年，在華各宗派和合協作， 組成譯經委員會，推選委員七人，狄考文(Calvin W. Mateer, D.D.,LL.D., 1836-1908) 為主席，進行譯經工作。至1907年，新約譯竣，舊約只譯了詩篇，功尚未成，狄考文即離世。
在中國近代的文化教育發展上，狄考文是最重要的催化者之一。
他是最先介紹西方教育制度給中國的。受美國長老會的差遣，1863年(同治二年)抵山東。先創辦文會小學，進而中學，於1884年，發展為成大學，名為“文會館”。 狄考文為首任館主 (校長)。
狄考文博學多能，精通數理化及工藝。在語文方面，著有官話課本，更著有物理，天文，化學，三角，幾何，代數等課本，是由各課程授課的講義修編而成。後來商務印書館編印課本時，採為張本。 1898年，清政府設立京師大學堂，由當時外務部同文館的丁韙良(William A.P. Martin)為總教習，徵請文會館畢業生八人任教習，是為北京大學的前身。由此可見狄及文會館於中國文教的關鍵地位。
富善(Chauncey Goodrich, L.H.D.,Litt.D.,1836-1925) 繼任主席，領導完成了新舊約全書的翻譯工作， 於1919年出版問世。
富善是美國公理會的宣教士。他在北京工作，繼往通州，擔任華北學院及通州道學院的教授兼教務長。他對中文和北京官話研究深湛，曾編著中英袖珍字典及官話特性研究等書，是在華西教士和外交人員必備的參考書。他還通曉音韻，了解中文的詩曲詞賦，能讀能寫，造詣高深。此外，他也懂蒙古文，譯過單行本福音書。
譯經委員會的成員共有七人，來自不同的宗派，在中國不同的地區工作。除了狄考文和富善之外，先後有十四人參與工作﹔因為有人因教會事工忙碌中途退出，有的退休，又有的逝世，就由另外的人補入。但他們都是一時之選，絕不是濫竽充數。如﹕白漢理(Henry Blodget)，楊格非(Griffith John) ，文書田(George Owen)， 海格思 ( John Reside Hykes)，伍茲(Henry M.Woods)，鮑康寧(Federick William Baller)，仲鈞安(Alfred G. Jones)，及鹿依士(Spencer Lewis) 等人，無一不是精通聖經原文，而真正通曉中文。譯經工作歷時二十八年，到1918年才正式完成。 在1919年出版時， 原來的譯經委員，只有富善一人得看見這本中文和合譯本聖經的問世，他也已是八十二歲的高齡了。
當時譯經的困難，超過我們今天所能想像的。那時，還沒聽說有拼音這回事，更沒有所謂國語﹔除了康熙字典之外，沒有方便輯成的詞書如辭源，辭海可查，可能要索求五方元音，聖經中有關農事農具的用語，則要查日用莊稼雜字之類的僻雜小書。這當然不容易而缺乏標準。在此之外，就得問來自中國各地的助手們。
這本卓越的聖經出版以後，深受教會歡迎。當時，中國正在推行白話文，適時的成為範本。
無論如何，因為當時客觀環境的困難，所譯的聖經，並不能完全達到“國語”化的標準﹔實際上絕對的標準並不存在，也沒有必要，所以還是稱之為普通話較為恰當。一般說來，和合譯本聖經裡面，有些區域性的語詞，對非北方人較難理解。不過，這類的方言，在聖經中並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