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何谓福音？
何谓“福音”（gospel）？这个似乎是非常简单的问题，为何要再拿出来探讨呢？因为我们常以为既定的答案并不一定就是神要启示的全面真理，也因为香港面对急剧转变的社会型态，应该重新检讨我们究竟要宣告给香港人一回怎么样的“好消息”。
所谓“福音”，就是神要告诉人的“好消息”。这个“好消息”就是神愿意介入世界的困境和苦难之中。因此，在旧约时代，也有“福音”，就如耶和华对摩西说的话：“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因受督工的辖制所发的哀声，我也听见了；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我下来是拯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出了那地，到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我们也看见“以色列一听见耶和华眷顾他们，监察他们的困苦，就低头下拜。”，这是“福音”的宣告和带来反应的例子（参出三7-8，四31）。在诗篇中诗人宣告的“福音”是指耶和华对天地万物，对历史的绝对掌权（参诗九六2起）。先知们所传的“福音”，在旧约是具有不同的内涵和重点，至少现今我们一般所强调的“代赎”（atonement）观念并未出现，反而强调神的胜利、救赎和赐福。换句话说，就是将以色列民从一种受苦、被困的状态下救拔出来，使他们进入平安、被释放的生命状态中。
到了新约时代，“福音”的宣讲也不是我们想象中的单线和具有一定的模式。在福音书中，耶稣自已对“福音”宣讲的重点是神国迫切的临在性（the imminence and presence of the Kingdom of God），面对这国的迫近，人必须悔改和信靠神（藉耶稣所行的神迹），然后神的宽恕便会临到他们。在使徒行传中，使徒们所宣讲的“福音”重点却落在耶稣的复活。对耶稣的死在神学意义则差不多完全没有诠释和发挥。再者，使徒行传也没有提及神国迫切的临在（这在耶稣的宣讲中本是最主要的内涵），反而多是对人悔改和信靠的呼吁。到了保罗，虽然他对“福音”的内涵有一定的自觉和反省，但他宣讲“福音”的重点，却随着时间和对象的不同而变更。例如福音的“末世意向”（eschatological orientation），由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到监狱书信，就从将来（future）的重点转移到当下（already），因此，在总结新约对“福音”内涵之多元性的表达，邓雅各（James D. Dunn）说：“在新约中，不同的处境之下有不同的福音，其出入通常出于适应不同处境之下的整体福音，任何企图将福音的宣扬简化、以不变应万变、统一化的努力必定失败。因为每一个实际的处境必定需要一个更精确的定义、更广阔宣扬的福音。基督徒应接纳这些不同的表达方式，而不应认定其为“罪恶的分裂”或“异端分歧”而忧伤或反感。
2 文化精神与福音诠释
当我们回顾西方教会历史的神学传统，我们发现神学家们对有关救恩的“福音”诠释，也因不同的时代文化精神而显出其独特的内涵。例如古教父（如爱任纽）所采取所谓“古典理论”（Classical Theory）来诠释救恩，就强调基督教的“福音”是叫人从撒但的权势下因基督的胜利得释放，并迁到神光明的国度里。故此这福音的重点就是基督的胜利（Christus Victor），而非基督的死亡和代赎。这种对福音的诠释，明显是对应当时希罗文化中人对自然、对命运感到无助的焦虑（the anxiety of fate and death）而宣讲。到了十一世纪，安瑟伦（Anslem of Cantebury）提出他的“满足论”（Satisfaction Theory），对“福音”的诠释转向强调神的尊严（the honour of God），认为人最严重的失落和困境是亏缺了神的荣耀，就正如一个仆人因错失令他的主人蒙羞一般。因此，从神而来的好消息，就是耶稣基督代表了人类，补偿了人对神所欠的债（reparation）。从此，由于神得回他的荣耀，人不再在神的震怒之下等待审判，反而可以分享神的荣耀。这种对福音的诠释，也明显是对应当时中古封骑士制度的荣誉意识而宣讲。在当时之文化精神下，安瑟伦对福音的解释是极具说服力的，但在今天看来，大概很难在布道会中运用如此的逻辑了。我们可以看见此中的关键，是文化背景的差距，实在妨碍了对“福音”诠释和宣讲的重点。
在华人教会的传统，当然主要是跟从宗教改革者对“福音”之诠释，尤其是马丁路德的“刑法论”（Penal Theory）。路德将福音的图象转移到一幅法庭判案的情景。人的困境有如被告人，一方面等待法官的判刑（Punishment），一方面内心的罪疚（guilt）使他无法自拔。从神而来的好消息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代替（exchange）我们受了刑罚。如今，我们因着基督所成就的一切就白白称为无罪，甚至在法庭上（forensic）被称为义人。在神绝对的接纳下（feeling accepted），人的罪疚感全消，待判的恐惧亦一起消失。这“刑法论”的“福音”诠释相信是我们华人教会一般最熟习的。然而，我们不要忘记，“刑法论”亦同样是对应于十六世纪西方文化精神。因中世纪的神观和地狱观而产生对道德、对良心责备（罪咎感）和审判的焦虑（the anxiety of guilt and condemnation）。在这种焦虑的文化心境下，“刑法论”是最适切的福音信息。但问题是，今天我们所处的社会文化心态，并无十六世纪那种强烈的罪咎焦虑，因此我们在布道会的一般方式，就是先要把会众的心态拉回四百年前的十六世纪，设法加增他们的罪咎感，然后给予他们“刑法论”的“好消息”。这种方式，当然并非完全无效，但是否最适切？纵然他们接受了这福音的诠释，但并没有解决他们在具体生活中其他更重要的焦虑。例如对生命感到无意义和空虚的焦虑（the anxiety of emptiness and meaninglessness）。我们还可以进一步问：是否需要先将会众拉回十一世纪的欧洲，然后给予他们“满足感”的福音诠释，或拉回四千多年前的希罗文化心境，然后告诉他们基督胜过撒但的“好消息”？抑或，我们就香港当前的文化心态、特别面对的精神焦虑，而直接提出适切的“福音”信息？
3 迎向二十世纪末的香港文化心态
要构想适切香港的福音信息，我们要问迈向二十世纪末的文化心态是什么？
突破机构曾作了全面的研究，制作成多元映象的“大趋势”，其中提出了迈向二十世纪末七大文化现象的趋势──追求“高科技”、追求“个人自由”、追求“安全”、追求“超自然能力”、追求“快感”、追求“卓越”、追求“品味”。我们可以由这些趋势、现象背后，探索深层的意义和心灵困境。
追求“高科技”是高度现代化（modernization）过程中的必然现象，香港也不例外。“高科技”包括了“信息革命”（information reformation）和“自动化与控制论”。
“信息革命”是指人类文化的演进由几千年前“农业革命”至十八、十九世纪的“工业革命”，进而是二十世纪的“信息革命”、若“工业革命”是人身体、体能的突破性延伸，“信息革命”则是人脑力之突破性延伸。这种不单在体能上，也在思维上自我的扩张，产生了两种文化意识的结果，致使看自我为无限的感觉，若工业革命带来十九世纪极端的乐观主义和人文主义，信息革命便令人觉得自己的能力更伟大，而且因自我范围扩大而产生了冲突危机。香港几十年来在地域上没有增加，人口却是不停倍增，人与人之间的空间愈变迫近。信息革命带来每个人的自我扩大，故此形成人与人之间的能力与支配范围更严重地重叠，因而相互冲突的机会与危机感不断增加。
所谓“自动化控制论”，就是一种不要人直接参与，而又能够完成人的预定目标的系统，因此，“不出错”、“绝对受控制”就成为其中的金科玉律。当这种“科技理性”（instrumental reason）成为一种社会心态，而普遍运用于人际关系的时候，就成了一种“非人化”（dehumanization）的趋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再是“I － thou”而是“I － it”──不出错、绝对受控制。个人的情感、创作性等都被压抑、甚至被淘汰。这是人际感情及关系的失落。
追求“个人自由”可以说是对这种“受控制”、“非人化”人际关系的反动。人不可能忍受长期在一种要求“无意外”的世界中，被视为自动化系统中的一件机器。因而人要突出自我，以求重寻被“工作效益”所取代的个人。另一方面，趋向分偶、同居以代替婚姻的个人自由表现，正反映了一种恐惧投入委身（fear of commitment）和对他人介入自己生命毫无把握的心态。一方面不相信他人能够长期委身给自己，另一方面也无把握自己能够长期委身给他人。这种无把握感显示出一种随意飘荡、无一终极方向的生命。
追求“安全”心态现象正好呈现出港人缺乏终极生命方向的痛苦和呼喊。根据佛洛姆（Eric Fromm）的心理分析，追求“安全”的表现来自人情深层结构中两种需要的激情（passion）──“人性中委身及定向架构的需要”（need for a frame of orientation and an object of devotion）和“人性中植根及认同的需要”（need for rootedness and an experience of identity）。这种无根感、无归属感、生命无所安顿感，是香港人内心深处最困扰的几种焦虑。
而追求“超自然能力”则为趋势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人尝试从不同的“浑然忘我”经验（ecstatic experiences）如超越冥想（transcendental meditation）、神打、灵媒、吸毒等方法寻索生命要求安顿的需要。在功利化关系的社会中，每个人都随着形势而扮演不同甚至冲突的角色，角色的分裂带来自我离散（self-distintegration）的痛苦，而“浑然忘我”经历的追寻正好在一种短暂的经验中获得生命原始性的统一。当然，具有超自然素质能力的追寻，如风水、运程、五术也反映了香港人对将来不可知命运的忧虑。这回应了上述由于港人在高科技发展下因自我扩大而带来的危机感。一方面似乎因科技发展而对前景乐观，但其实在心底港人知道，要求不出错的高科技若一旦出错（例如大亚湾的核电厂），比以往未有高科技的时代会带来更大、更不能控制的灾害。
追求“快感”的现象可追溯至两个根源，其一就是焦虑，讲求“快感”是来自要即时满足（immediacy）的欲望，而这种欲望的根源是一种“无法等待”（can't wait）的心态。港人普遍表现得很急燥、无耐性。其实这是内心焦虑的一种表达方式。若一个人对将要发生的事情有把握的话，会表现出从容不迫的心境，而无法等待的心态，却表现他对将要发生的事毫无把握，就如惊弓之鸟，偶尔意外的动静便会令其乱飞乱碰。追求“快感”也是现代化竟争（competitive）社会的普遍现象。在一种靠竟争生存的社会，效率（efficiency）高的被重视和任用，反之，效率低的就要被淘汰。如此一来，速率和快捷成了生活中的主要素质。
追求“卓越”的心态则是随着上述现代化竟争社会的压力而来。在一个经常自觉会被淘汰的社会，“出人头地”不单是一种励志的劝谕，更是一种生存的压力。若不爬在别人前头，你始终会落后。这是追求“卓越”的压力。然而，追求“卓越”更直接的表现，是追求“偶象”的心态。寻索偶象或盲目让同偶象其实是一种“无父亲”社会（fatherless society）的表现。“父亲”是一个能给予安全感、方向感及敏锐感的角色。这角色香港人在家庭中找不到，在学校中找不到，在工作环境中找不到……。于是他们转而追逐“偶象”，或自我制造他人成为偶象。这都是没有“父亲”心境下的表现。
本来“品味”代表一种高素质生活的响往，若能力所及，是无可厚非的。但香港人追求“品味”演变成追逐“名牌”，重心已不再为自己欣赏或享用，而主要用作向他人炫耀。其实这是依赖他人的评价去决定自己的价值。人缺乏了自我肯定的把握和信心，就要靠购买得来的“名牌”去抬高自己的价值。显示出香港人一方面不想委身投入关系，但一方面又要依赖他人去决定自己的存在价值。
从上述香港迈向二十世纪的七种趋势的剖述，可以看见香港人心灵所纠缠和交织的矛盾和挣扎。若“福音”要对文化精神而宣讲，则迎向二十世纪香港所需要的是“肯定个人价值”的福音，是“能扭转人际关系”的福音，是“给予父亲感和安顿生命”的福音，是“对将来有盼望和安全感”的福音，是“在经历上体验神大能”的福音。这五方面的福音重点，不单是在理论上的推演就可以解决，必须结合多元化的具体参与和介入。例如“给予父亲感和安顿生命”的福音行动，就不单包含了宣讲神是我们的父和终极的保障，也要信徒自己具体生活出“父亲”的素质，更要在制度和观念上挽救家庭的解体，甚至整个教育制度的变革。
本文是温伟耀博士在一个教牧退修会中之讲论。为的是给与会者在神学上有所反思及加以回应。
4 问题讨论
1. 讲者认为现时香港人需要的“福音”是什么？我们应传的“福音”是什么？他对福音的诠释与你一向所认识的福音有何不同。为何有这样的分歧？你是否同意他的观点？为什么？
2. 从文章的反映中，你可看到福音派教会传福音时忽略了什么？你是否同意？讲者又忽略了些什么？到底如何可以找到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