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何謂福音？
何謂「福音」（gospel）？這個似乎是非常簡單的問題，為何要再拿出來探討呢？因為我們常以為既定的答案並不一定就是神要啟示的全面真理，也因為香港面對急劇轉變的社會型態，應該重新檢討我們究竟要宣告給香港人一回怎麼樣的「好消息」。
所謂「福音」，就是神要告訴人的「好消息」。這個「好消息」就是神願意介入世界的困境和苦難之中。因此，在舊約時代，也有「福音」，就如耶和華對摩西說的話：「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實在看見了；他們因受督工的轄制所發的哀聲，我也聽見了；我原知道他們的痛苦。我下來是拯救他們脫離埃及人的手，領他們出了那地，到美好寬闊流奶與蜜之地……。」我們也看見「以色列一聽見耶和華眷顧他們，監察他們的困苦，就低頭下拜。」，這是「福音」的宣告和帶來反應的例子（參出三7-8，四31）。在詩篇中詩人宣告的「福音」是指耶和華對天地萬物，對歷史的絕對掌權（參詩九六2起）。先知們所傳的「福音」，在舊約是具有不同的內涵和重點，至少現今我們一般所強調的「代贖」（atonement）觀念並未出現，反而強調神的勝利、救贖和賜福。換句話說，就是將以色列民從一種受苦、被困的狀態下救拔出來，使他們進入平安、被釋放的生命狀態中。
到了新約時代，「福音」的宣講也不是我們想像中的單線和具有一定的模式。在福音書中，耶穌自已對「福音」宣講的重點是神國迫切的臨在性（the imminence and presence of the Kingdom of God），面對這國的迫近，人必須悔改和信靠神（藉耶穌所行的神跡），然後神的寬恕便會臨到他們。在使徒行傳中，使徒們所宣講的「福音」重點卻落在耶穌的復活。對耶穌的死在神學意義則差不多完全沒有詮釋和發揮。再者，使徒行傳也沒有提及神國迫切的臨在（這在耶穌的宣講中本是最主要的內涵），反而多是對人悔改和信靠的呼籲。到了保羅，雖然他對「福音」的內涵有一定的自覺和反省，但他宣講「福音」的重點，卻隨著時間和對象的不同而變更。例如福音的「末世意向」（eschatological orientation），由帖撒羅尼迦前後書到監獄書信，就從將來（future）的重點轉移到當下（already），因此，在總結新約對「福音」內涵之多元性的表達，鄧雅各（James D. Dunn）說：「在新約中，不同的處境之下有不同的福音，其出入通常出於適應不同處境之下的整體福音，任何企圖將福音的宣揚簡化、以不變應萬變、統一化的努力必定失敗。因為每一個實際的處境必定需要一個更精確的定義、更廣闊宣揚的福音。基督徒應接納這些不同的表達方式，而不應認定其為「罪惡的分裂」或「異端分歧」而憂傷或反感。
2 文化精神與福音詮釋
當我們回顧西方教會歷史的神學傳統，我們發現神學家們對有關救恩的「福音」詮釋，也因不同的時代文化精神而顯出其獨特的內涵。例如古教父（如愛任紐）所採取所謂「古典理論」（Classical Theory）來詮釋救恩，就強調基督教的「福音」是叫人從撒但的權勢下因基督的勝利得釋放，並遷到神光明的國度裡。故此這福音的重點就是基督的勝利（Christus Victor），而非基督的死亡和代贖。這種對福音的詮釋，明顯是對應當時希羅文化中人對自然、對命運感到無助的焦慮（the anxiety of fate and death）而宣講。到了十一世紀，安瑟倫（Anslem of Cantebury）提出他的「滿足論」（Satisfaction Theory），對「福音」的詮釋轉向強調神的尊嚴（the honour of God），認為人最嚴重的失落和困境是虧缺了神的榮耀，就正如一個僕人因錯失令他的主人蒙羞一般。因此，從神而來的好消息，就是耶穌基督代表了人類，補償了人對神所欠的債（reparation）。從此，由於神得回他的榮耀，人不再在神的震怒之下等待審判，反而可以分享神的榮耀。這種對福音的詮釋，也明顯是對應當時中古封騎士制度的榮譽意識而宣講。在當時之文化精神下，安瑟倫對福音的解釋是極具說服力的，但在今天看來，大概很難在布道會中運用如此的邏輯了。我們可以看見此中的關鍵，是文化背景的差距，實在妨礙了對「福音」詮釋和宣講的重點。
在華人教會的傳統，當然主要是跟從宗教改革者對「福音」之詮釋，尤其是馬丁路德的「刑法論」（Penal Theory）。路德將福音的圖像轉移到一幅法庭判案的情景。人的困境有如被告人，一方面等待法官的判刑（Punishment），一方面內心的罪疚（guilt）使他無法自拔。從神而來的好消息就是耶穌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經代替（exchange）我們受了刑罰。如今，我們因著基督所成就的一切就白白稱為無罪，甚至在法庭上（forensic）被稱為義人。在神絕對的接納下（feeling accepted），人的罪疚感全消，待判的恐懼亦一起消失。這「刑法論」的「福音」詮釋相信是我們華人教會一般最熟習的。然而，我們不要忘記，「刑法論」亦同樣是對應於十六世紀西方文化精神。因中世紀的神觀和地獄觀而產生對道德、對良心責備（罪咎感）和審判的焦慮（the anxiety of guilt and condemnation）。在這種焦慮的文化心境下，「刑法論」是最適切的福音信息。但問題是，今天我們所處的社會文化心態，並無十六世紀那種強烈的罪咎焦慮，因此我們在布道會的一般方式，就是先要把會眾的心態拉回四百年前的十六世紀，設法加增他們的罪咎感，然後給予他們「刑法論」的「好消息」。這種方式，當然並非完全無效，但是否最適切？縱然他們接受了這福音的詮釋，但並沒有解決他們在具體生活中其他更重要的焦慮。例如對生命感到無意義和空虛的焦慮（the anxiety of emptiness and meaninglessness）。我們還可以進一步問：是否需要先將會眾拉回十一世紀的歐洲，然後給予他們「滿足感」的福音詮釋，或拉回四千多年前的希羅文化心境，然後告訴他們基督勝過撒但的「好消息」？抑或，我們就香港當前的文化心態、特別面對的精神焦慮，而直接提出適切的「福音」信息？
3 迎向二十世紀末的香港文化心態
要構想適切香港的福音信息，我們要問邁向二十世紀末的文化心態是什麼？
突破機構曾作了全面的研究，製作成多元映像的「大趨勢」，其中提出了邁向二十世紀末七大文化現象的趨勢──追求「高科技」、追求「個人自由」、追求「安全」、追求「超自然能力」、追求「快感」、追求「卓越」、追求「品味」。我們可以由這些趨勢、現象背後，探索深層的意義和心靈困境。
追求「高科技」是高度現代化（modernization）過程中的必然現象，香港也不例外。「高科技」包括了「信息革命」（information reformation）和「自動化與控制論」。
「信息革命」是指人類文化的演進由幾千年前「農業革命」至十八、十九世紀的「工業革命」，進而是二十世紀的「信息革命」、若「工業革命」是人身體、體能的突破性延伸，「信息革命」則是人腦力之突破性延伸。這種不單在體能上，也在思維上自我的擴張，產生了兩種文化意識的結果，致使看自我為無限的感覺，若工業革命帶來十九世紀極端的樂觀主義和人文主義，信息革命便令人覺得自己的能力更偉大，而且因自我範圍擴大而產生了衝突危機。香港幾十年來在地域上沒有增加，人口卻是不停倍增，人與人之間的空間愈變迫近。信息革命帶來每個人的自我擴大，故此形成人與人之間的能力與支配範圍更嚴重地重疊，因而相互衝突的機會與危機感不斷增加。
所謂「自動化控制論」，就是一種不要人直接參與，而又能夠完成人的預定目標的系統，因此，「不出錯」、「絕對受控制」就成為其中的金科玉律。當這種「科技理性」（instrumental reason）成為一種社會心態，而普遍運用於人際關係的時候，就成了一種「非人化」（dehumanization）的趨勢。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不再是「I － thou」而是「I － it」──不出錯、絕對受控制。個人的情感、創作性等都被壓抑、甚至被淘汰。這是人際感情及關係的失落。
追求「個人自由」可以說是對這種「受控制」、「非人化」人際關係的反動。人不可能忍受長期在一種要求「無意外」的世界中，被視為自動化系統中的一件機器。因而人要突出自我，以求重尋被「工作效益」所取代的個人。另一方面，趨向分偶、同居以代替婚姻的個人自由表現，正反映了一種恐懼投入委身（fear of commitment）和對他人介入自己生命毫無把握的心態。一方面不相信他人能夠長期委身給自己，另一方面也無把握自己能夠長期委身給他人。這種無把握感顯示出一種隨意飄蕩、無一終極方向的生命。
追求「安全」心態現象正好呈現出港人缺乏終極生命方向的痛苦和呼喊。根據佛洛姆（Eric Fromm）的心理分析，追求「安全」的表現來自人情深層結構中兩種需要的激情（passion）──「人性中委身及定向架構的需要」（need for a frame of orientation and an object of devotion）和「人性中植根及認同的需要」（need for rootedness and an experience of identity）。這種無根感、無歸屬感、生命無所安頓感，是香港人內心深處最困擾的幾種焦慮。
而追求「超自然能力」則為趨勢的其中一個原因，就是人嘗試從不同的「渾然忘我」經驗（ecstatic experiences）如超越冥想（transcendental meditation）、神打、靈媒、吸毒等方法尋索生命要求安頓的需要。在功利化關係的社會中，每個人都隨著形勢而扮演不同甚至衝突的角色，角色的分裂帶來自我離散（self-distintegration）的痛苦，而「渾然忘我」經歷的追尋正好在一種短暫的經驗中獲得生命原始性的統一。當然，具有超自然素質能力的追尋，如風水、運程、五術也反映了香港人對將來不可知命運的憂慮。這回應了上述由於港人在高科技發展下因自我擴大而帶來的危機感。一方面似乎因科技發展而對前景樂觀，但其實在心底港人知道，要求不出錯的高科技若一旦出錯（例如大亞灣的核電廠），比以往未有高科技的時代會帶來更大、更不能控制的災害。
追求「快感」的現象可追溯至兩個根源，其一就是焦慮，講求「快感」是來自要即時滿足（immediacy）的慾望，而這種慾望的根源是一種「無法等待」（can't wait）的心態。港人普遍表現得很急燥、無耐性。其實這是內心焦慮的一種表達方式。若一個人對將要發生的事情有把握的話，會表現出從容不迫的心境，而無法等待的心態，卻表現他對將要發生的事毫無把握，就如驚弓之鳥，偶爾意外的動靜便會令其亂飛亂碰。追求「快感」也是現代化竟爭（competitive）社會的普遍現象。在一種靠竟爭生存的社會，效率（efficiency）高的被重視和任用，反之，效率低的就要被淘汰。如此一來，速率和快捷成了生活中的主要素質。
追求「卓越」的心態則是隨著上述現代化竟爭社會的壓力而來。在一個經常自覺會被淘汰的社會，「出人頭地」不單是一種勵志的勸諭，更是一種生存的壓力。若不爬在別人前頭，你始終會落後。這是追求「卓越」的壓力。然而，追求「卓越」更直接的表現，是追求「偶像」的心態。尋索偶像或盲目讓同偶像其實是一種「無父親」社會（fatherless society）的表現。「父親」是一個能給予安全感、方向感及敏銳感的角色。這角色香港人在家庭中找不到，在學校中找不到，在工作環境中找不到……。於是他們轉而追逐「偶像」，或自我製造他人成為偶像。這都是沒有「父親」心境下的表現。
本來「品味」代表一種高素質生活的響往，若能力所及，是無可厚非的。但香港人追求「品味」演變成追逐「名牌」，重心已不再為自己欣賞或享用，而主要用作向他人炫耀。其實這是依賴他人的評價去決定自己的價值。人缺乏了自我肯定的把握和信心，就要靠購買得來的「名牌」去抬高自己的價值。顯示出香港人一方面不想委身投入關係，但一方面又要依賴他人去決定自己的存在價值。
從上述香港邁向二十世紀的七種趨勢的剖述，可以看見香港人心靈所糾纏和交織的矛盾和掙扎。若「福音」要對文化精神而宣講，則迎向二十世紀香港所需要的是「肯定個人價值」的福音，是「能扭轉人際關係」的福音，是「給予父親感和安頓生命」的福音，是「對將來有盼望和安全感」的福音，是「在經歷上體驗神大能」的福音。這五方面的福音重點，不單是在理論上的推演就可以解決，必須結合多元化的具體參與和介入。例如「給予父親感和安頓生命」的福音行動，就不單包含了宣講神是我們的父和終極的保障，也要信徒自己具體生活出「父親」的素質，更要在制度和觀念上挽救家庭的解體，甚至整個教育制度的變革。
本文是溫偉耀博士在一個教牧退修會中之講論。為的是給與會者在神學上有所反思及加以回應。
4 問題討論
1. 講者認為現時香港人需要的「福音」是什麼？我們應傳的「福音」是什麼？他對福音的詮釋與你一向所認識的福音有何不同。為何有這樣的分歧？你是否同意他的觀點？為什麼？
2. 從文章的反映中，你可看到福音派教會傳福音時忽略了什麼？你是否同意？講者又忽略了些什麼？到底如何可以找到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