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不是玄学的空想，乃是无可否认的永存不变的史实；福音不是宗教的教条，乃是大喜的信息；圣经不是哲学的体系，乃是史实的记载，其中心即为「上帝在肉身显现」，「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人类救主的降世。所谓历史，乃是「他的故事」（His Story）。故历史不是以人为中心，乃是以神为主宰；并非人类业绩之记录，而乃为上帝从今世到永世整个过程中一切作为的启示。
一般人误以历史仅为过去的记录，毫无意义。例如两千年前罗马哲人辛尼加氏（Luoius A. Seneca, 4 B.C.？-A. D. 65），便有此种错觉。他以为研究历史，乃是浪费时间，常常讥笑当时治史的学者，认为他们孳孳探究，乃属枉费心力，其愚无比。事实上，一般属世的史家，确是毫无史识，以为历史的发展，乃是一连串的「偶然」，仅系机械式的流水账；充其量，他们只能对历史加以事后的检讨，浮表的观察，而对历史的意义如何，历史的结局如何，鲜有正确的解释。如此研究历史，确属劳而无功，不仅未得要领，抑且贻误苍生。辛尼加之讥嘲史家，固属因噎废食；而史学的偏差与失败，我们实当引为鉴戒！因此，我们治史，首当以「悔改之心」，凭「信心之眼」，来解释历史，并道化史学，以表彰上帝在人类历史中的启示，庶能达成史学的任务。
史学的任务，非在机械地记录过去的事实，而贵在检讨既往，策励来兹，作为人类的南针，藉供后世的鉴戎。诚如古希腊哲人普理比斯（Polybius）说，过去的史实，以及历史的教训，乃是人群最好的教育，无上的南针。语云「不知来，视诸往」；「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正同斯旨。惜世人仅知历史为「后事之师」，却未了悟其所以可作「后事之师」的缘由乃是神在人群历史的行程里，向世人所作的「普通启示」。
使徒保罗在罗马书中说：「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罗一五4）又说：「这些事都是我们的鉴戒，叫我们不要贪恋恶事，……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鉴戒；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林前一○1－11）彼得也说：往古的灾难，乃是「作为后世不敬虔人的鉴戒」（彼后二5一6）。
关于人类历史的根源、历程、目的，及其最后的归趋如何，上帝在圣经中都有明白的启示；先圣奥古斯丁及改教运动的首领，都曾加以阐发。惜自后教会学者，对于历史哲学，未加重视；福音派的神学家，笃信圣经乃是上帝的启示，认为只须明白圣经的道理，无需再作哲学的研究。殊不知「圣经不是哲学的原理，并未对教义作系统的阐明。」以是苟不把圣经的道理，加以阐释，一般世人，对于圣道的奥秘，自不易领会；致其对于历史的意义如何，结局如何，人类的命运究竟如何，都不能运用圣经里面的道理，加以正确的解答。
反观属世的历史哲学家，如黑格尔（Hegel）、如马克思（K. Marx）、如史宾格勒（Spengler）、如汤恩倍（Toynbee）等，却都能因缘时会，投人所好；所以他们的著作，能不胫而走，风行一时；鼓励群伦，造成时会。其中如史宾格勒，本无籍籍之名，但他的著作，因为正好投合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人们苦闷的心理，便一鸣惊人，脍炙人口。又如马克思的学说，原非新奇，（详见下文）然滔滔世人，由于犯罪堕落，专顾「地上的事」。（西三2）「不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太六33）不知「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太四4）遂受其迷惑，「便叫真道因他们的缘故被毁谤」，（彼后二2）阻挠福音，言之痛心。
基督教学者，虽不无研究历史哲学之士；但这些所谓「基督教」学者，大率为「新神学派」（Modernist），和「新正统派」（Neo-Orthodox）或「实存主义者」（Existentialist）。前者辱没圣道，已趋世俗化仅披圣道之外衣，责骂教会之「内敌」；后者亦否认圣经的权威，不信上帝的启示，又复否认上帝护理人类（Providence），引导历史（Lordship），及其在历史中的地位，从而否定了从「今世」进到「永世」整个人群历史的绵延性和统一性，不能不令人遗憾。
关于历史的意义如何，历史的结局如何，在神学著作中，虽于「上帝护理论」（Providence）和「末世论」（Eschatology）中，已有论列；但神学和哲学，乃各有其任务，如何阐明此中奥义，进而改造哲学，道化史学，俾世人得认识历史，了悟真道，接受福音，这乃是福音派的学者，当仁不让，急不容缓的神圣使命！
历史的意义如何，历史的结局如何，世界的前途如何，人类的命运如何，久已为中西学者，甚至一般世人所共同关心追究的问题。但是不幸得很，因为「不信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林后四4），受了所谓「人文主义」、「理性主义」、「自然主义」、「实证主义」、「实验主义」、「唯物主义」、「无神主义」、「实存主义」……种种学说，乃至「理神论」、「泛神论」、和儒释道各教的影响，根深蒂固，牢不可破，却不信真理，任凭假先知迷惑他们。其祸所及，悲观者，则志气消沈，消极厌世；乐观者，则造塔「巴别」（创一一章），自立「人极」，甚且倒行逆施，一意孤行，从而制造「革命的灾难」，导演人类的悲剧。
从十九世纪以来，因为科学文化的发展，人类自命为万物之灵，为历史中心；又以迷信科学万能，以为可以「巧夺天工」，「人定胜天」，竟否认了上帝的「统治」「护理」，把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抛弃在宇宙之外，以是历史重心，遂从「神本位」转到「人本位」；误以相对为绝对，暂时为永恒，片断为整全，有限为无限，以为人类的创造及其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各方面的成就，就是全部历史意义的完成，可以离开了上帝，完成人生之使命；而以人的作为，乃形成历史的重要因素，世俗的史家，自炫客观，以科学注重事实，贵有证据，以是孳孳于史实的探求，古物的发掘，文献的考证，以为已尽其治史的能事。例如汤恩倍民的巨著《历史研究》，便是以二十六种文明为比较实验的根据，从形式上看，他的著作，可谓包罗万象，总摄古今。他这种治学精神，从人的眼光来看，允称忠实客观，博大精深；但从神的眼光来说，都是舍本逐末，并未能达成其解释历史的任务。请申言之：
其一、历史的因素，非仅在「人」在「物」，而乃是受神的统治与护理。神的永能与神性，及其在历史上奇妙的作为，是不能仅凭统计图表分析解释的。
其二、史家的态度，无论其如何客观，对于史实文献，往往有意无意，或多或少，不免由其个人情感的好恶，而生取舍的偏见，从而发生歪曲史实的弊病。
其三、所谓史实文献，都是人类的业迹；但是血气之伦，本无良善（罗七18）；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顺从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加六7一8）。由于始祖犯罪，罪从一人入了世界（罗五12）；基于原罪的事实，以及人类本性的邪恶与缺陷，若仅凭史实，人类的业迹，来研究历史，自不能明其全，而穷其本，了悟人生的意义，历史的目的。
其四、虽有些比较深入的史家，亦认为仅凭「史实」的探求，不能得到究竟的解答，因此进而从事「史因」的追究，以某种特殊的因素，视为解释历史的秘钥。但是这种治史的方法，和前者亦只五十步与百步，只有程度的差异，没有本质的不同。因为，一则，其所谓「史因」仍不能脱离「史实」的关系。二则，各种「史因」，无论「唯心，唯物」，都是枝节；不是根本。三则，由于史家的主观偏见，把历史的意义，看得过于单纯，执持一端，抹煞一切，失诸亳厘，谬以千里；由于治史的偏差，产生各种乖谬的学说，驱使人类走向危险的歧途，则其危险，较诸前者，实更为严重。请申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