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可说是圣灵的时代——三位一体的真神之第三位。照上帝的天则与大计，圣灵所负的重大使命，乃是要贯彻并完成圣子救世的大功，使那些上帝所拣选的灵魂，能够称义得救。使徒们在世的时候，乃是由三一真神的第三位，圣子主耶稣基督亲自引导他们；我们乃正如使徒们那样，现由三一真神的第三位圣灵亲见引导我们。
——亨利孟宁（Henry Elware Manning）
「圣灵论」乃是一个有崇高意义的题目。在这末世的时候，我们来研究这个问题，尤有重大的意义。教会由于那应称颂的圣灵内在的管制与同工，大家的心志得到训勉与激励，而且对他本身和对世界充满了空前的最大的希望，世俗的宗教，都不是出自圣灵，乃为「理学（英文本为哲学），和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乃照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把千千万万的人「掳去」（参西二8）。著者在外邦黑暗里五十年之久，仰蒙天父「上帝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的大恩大爱」，竟「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使（我）真知道他；并且照明（我）心中的眼睛，……」（参弗一17～23，二4）；使我「出死入生」（参约三16，五24）；「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徒二六18），成为「新造的人」，「心志改换一新」，始行了悟，唯独基督圣道乃为纯正无瑕的真道。圣灵乃一直在动其善工，引导神的仆人，传扬福音，在末世结束以前，必有一个教会复兴运动，而形成一个普世性的「五旬节」。此非乐观的幻想，而乃已有许多的征兆；此乃上帝的心意和目的，并为人类迫切的需要，以及殷切的盼望。
但是从另一面看，亦有时代的逆流。语云：「道高一尺，魔高千丈」，我们不可漠视，以为不足介意，尤不可迁就妥协，以为「道并行不悖」，「殊途同归」；而应遵照经训，「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犹3）并且要把我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常作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各人。」（彼前三15）纵观时代的逆流，大概的说，可分三种：
其一为唯物主义，否认或漠视超凡的和属灵的事，仅仅注意甚或专门集中心力，以谋外表的物质生活的改善。「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肚腹，……专以地上的事为念」，使徒保罗「流泪的告诉（他）们，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腓三19）现在唯物无神统治下铁幕的惨状，千千万万的人民，惨遭屠杀而沉沦，便是其明证。关于唯物主义之妄，著者另有专书详论。
第二种时代的逆流，乃为怀疑主义，他们自作聪明，专门吹毛求疵。例如英国怀疑主义哲学家休谟（David Hume），不信基督圣道，否认人类心灵存在，凡是未曾经验，未经目见的事，他一概不信。他完全用纯粹呆板的自然律来解释宇宙，乃至宗教道德问题。趋时学者，此倡彼和，这种思想，日趋猖獗，竟至震憾基督教国家，和超自然主义，分庭抗礼。时人的思想生活，有意无意的，都被这种「皮相之见」所迷惑和支配。我国新文化运动的首领胡适之，也稗阪其说，高呼：「拿出证据来，」气焰万丈，一面「打倒孔家店」，一面「反对基督教」，为无神唯物的运动铺路，造成民族国家空前之惨剧。而台湾反为胡氏建立铜像，实为民族思想破产之危机！照社会学家的研究，仅重感觉的「感官文化」（sensate culture）乃为人类灾祸之根源。由于他们注重感官，要凭目见，就流为一种实证主义。此派偏重低级的感官，否认永恒不变的真理。语云：「行而上者，谓之道；行而下者，谓之器。」此派乃降低认识论的境界与水准，势将导致心灵之没落；且「心为形役」，囿于现象，事实上思想已失去了真正的自由，不能得真正的认识，乃如「井蛙窥天」。他们标榜科学，事实上却根本不懂科学。科学的假设，必须超越感官的能力。例如「万有引力」（Law of Gravitation），乃决非单靠感官所能发现。于此可见他们的「知识论」和「认识论」不仅幼稚，而且谬妄。若照其说，势将阻止科学进步，甚至还要毁灭科学！真正的科学，和神学绝无冲突；而且「本立而道生」，神学乃为科学之母，且复后被称为「百科之后」。史家汤恩培（Arnold Toynbee）且谓「人类历史，乃是向神学迈进。」上帝乃是全知的，绝对无误的，此乃科学家信仰的根基，深信上帝所创造的世界，必有一个可知的、合理的秩序与体系，有加精心探究的必要，本此信心，故有现代自然科学之发展，英国科学会曾由六百余位世界杰出的科学家共同签字，发表宣言，认为上帝的话一面写在圣经上，此即神学；一面写在自然界，此即科学。实证主义，不但在理论上谬妄，而且还有实际上的祸害。他们不但因为认识论的浅薄，如「井蛙窥天」；尤且如「盲人瞎马」；倘由他们来领导时代，则必如「瞎眼领路的」，两者「都掉在坑里」（太一五14；路六39），岂不要使人类沉沦！他们一则不信永恒不变的真理，势必令学术文化失去可靠的真理的基础，从而使人类文化陷于真空。二则，因为没有永恒的真理，结果伦理道德亦失去其固定的准则，此又将令人生失去其崇高的价值与理想，从而消失是非善恶的意识与观念，沦为「道德的相对主义」（Moral Relativism）和虚无主义，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祸哉！那些称恶为善，称善为恶；以暗为光，以光为暗；以苦为甜，以甜为苦的人。」（赛五20）现在最高学府，神圣「教会」，竟提倡所谓「新道德」，「环境伦理」，诲淫诲盗，不但不以为非，甚且企图修改上帝的十诫！亵渎上帝，莫此为甚，势将令社会国家沦于虚无主义的无政府状态。三则，实证主义者，既徒重外表的感官和「行而下」的现象，此乃降低了认识论的水准，此乃人类心灵没落的厉阶，其祸所及，势将令世界人类，失去其灵魂，而「将死在其自己的杰作（科学）的刀锋之上，」此乃人类自杀之悲剧。著者心焉忧之，特著书警告世人。
第三种逆流，可说是理性主义。这一派的学者，误以理性即为真理，一切知识乃由理性演绎而来，毋须上帝的启示。此种说法，不但基督教学者，加以反驳，即世俗学者，也不能苟同。例如，一个天文学家，不能仅凭逻辑，知道行星的确数；要知道天文学，并求天文学的进步，必须摒弃这种理性主义。理性主义，不仅不能使人知道上帝，且又不能得到任何真正的知识。职是之故，理性主义者也不能不自己承认他们的缺陷。因此，他们就又有一种所谓「新理性主义」（Neo-rationalism），起而加以修正，认为知识乃仅为一个学习的程序。语云：「做到老，学到老」；又曰「学无止境」。知识必须时加修正，并非就是真理。知识并非起自单纯的因素，既非起自「感官」（sense），亦非起自理性。所谓「先天的理性，仅为个人主观的臆测与想像，并非正确无误的知识。据心理学家研究，理性和感觉，均须待经验而后发展，而惭形充实，未有生而即有完全之理性，此乃为新理性主义者对于传统理性主义的批判。但是无论是新理性主义，或传统的理性主义，仅有程度上的不同，乃为「五十步与百步」，都不能「领会上帝圣灵的事」，并无本质上的区别，我们还要进而加以批判。
理性主义根本的弱点，乃在不离自然主义的本质，故被自然主义所捆绑。自然人的理性，乃和自然主义形影相随，无论其如何聪明，如何博学，终不能脱离自然主义的捆绑，终不能「领会上帝圣灵的事」（林前二14）。人本来是照上帝的形像造的（创一26～27），但是始祖受了魔鬼的试探，悖逆了上帝，遂「死在过犯罪恶之中」，「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邪灵」（弗二1、2）；又「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林后四4）所以主耶稣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上帝的国」（约三3、7）；也不能「晓得真理……得以自由」（约八32）。因此理性主义，不能代表真理。
人类的根本问题，乃为始祖之叛神而堕落（创三），且复不知悔悟，妄想造塔通天，传扬己名，反而变本加厉，变乱口音，分散天下（创一一）。文艺复兴以后，高抬人智，益复「予智自雄」，目中无神。苏俄革命首领，社会学权威，苏鲁根博士说，此乃重蹈始祖的覆辙。所以人类当根本悔悟，不再崇拜人的理性，「以人为万事的尺度」；而当仰望至圣至善，全智全能的上帝，使他「在万事上层首位」，则他必使我们和他「一同坐在天上」（弗二6），从而提高我们人生的境界，脱离人文主义，自然主义，理性主义的捆绑。
希腊哲人柏拉图的知识论，虽有偏差，但在他所著的《法律论》中，却说「上帝应作万事的尺度，因他有超过世人最高的标准」。可见他亦感悟到人不能作万事的标准。可惜数千年来，中外古今，哲人学者，被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以误传误，习非成是，惑于卜洛泰哥拉（Protagoras 480-410 B.C.）之言，以「人为万事的尺度」，致被「虚空的妄言，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所「掳去」。（西二8）这实为人间惨烈的悲剧，世人却习焉不察，盲目听从魔鬼，向「人学」看齐，趋之若骛，偏以为正，自甘灭亡（参箴一四12，一六25），奥古斯丁悟道以后，在其《忏悔录》中大书特书说，他能从柏拉图哲学的罗网中得到释放，实为生平最大的乐事。奥氏早岁著作，以为寻求真理，有两条道路，一为人的理性，一为神的启示。得救以后，恍然大悟，血气之伦的「自然理性」，因受罪恶侵蚀，已经腐化，绝不能作为知识之源，真理之路。他又认为信仰与理知并不冲突，但应明辨其本末，分别其主从。信仰并不悖乎理性，理性应分别为圣，作为信仰的工具与仆役。奥氏谓：「人若不信，则不能知」（Nisi Credideritis，Non Intclligetis），故其名言曰：「人当以信求知，因为上帝乃为人类知性之源，也是真理的保证者。」「上帝的奥秘，就是基督。所积蓄的一切智慧和知识，都在他里面藏着。」（西二3）奥氏认为外邦假神，不能予人智慧，只能使人愚妄，且无善恶标准，并使民德堕落。因此奥氏认为一切异邦哲学，乃是毫无价值，毫无希望的无稽之谈，荒谬之论。他对当时一般模棱两可的「折衷派」与「骑墙派」之谬见，妄以为基督圣道可与新柏拉图主义相合流，大加驳斥，呼吁圣徒，应当维护真道，反对异教，千万不可妥协。我国乃为文化历史悠久之邦，一般士大夫，以为「道并行不悖，乃殊途同归」，因此不但有些信徒，也不免受这种传统思想所支配；甚至教会学者，且竟还想把基督圣道，和儒释道各种宗教文化思想，互相混淆，美其名曰「本土神学」，更可憾者，于斌总主教，不明《孝经》一书的真谛，竟提倡「祭祖运动」，殊不知宋儒欧阳修早经大声疾呼：「祭而丰，不如养之薄。」著者已另著书详论。
可惜还有若干神学家，惑于理性主义，一反奥古斯丁之道，「崇人」「抑神」，想从圣经回到柏拉图和亚理斯多德，从「神本」降为「人本」，高抬人智，怀疑圣经，美其名曰「科学」，反对超自然主义，不信天启灵感，提倡所谓「理性的神学」，「理性的宗教」，妄以「人智」反对「神智」；复藉所谓「高级批评」的美名，论断上帝，批评他的话（圣经），实属大逆不道；此乃等于「螳臂当车」，实属不自量力，自取灭亡！著名科学家巴斯噶（Blaise Pascal，1623～1662），乃为旷世长才，但其在科学的证明与成就，初未能满足其灵性的要求，尤不能令其了悟人生之奥秘，以是痛苦烦恼，无以自遣，尤感人若离神，其境殊惨，而科学哲学，又都无由令其认识真神；失望之余，遂读圣经。某夕展诵约翰福音，神忽向其显现，当年摩西在野外牧羊所见荆棘中的火焰（参出三），充满其室，上闻主声，曰：「亚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雅各的上帝，不是科学家的上帝，不是学者的上帝。」自是转迷成悟，始知人的理性，不能通神；遂摒弃科学，粪土万事，面对真神，获大平安，得大喜乐。此乃一六五四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深夜十时半至十二时之事。巴氏特加笔录，复以羊皮纸郑重缮正，缝于襟内，终身未尝告人，及其去世，始被发现，今仍珍藏于巴黎国立图书馆。巴氏悟道以后，即赴凡尔赛附近之修道院灵修，又亲闻主声，向他启示，略谓：「余在十架，即已念汝，点滴之血，亦为汝流。」巴氏大受感动，双膝跪下，俯伏主前，愿献全身，以为主用；谦抑自卑，判若两人。遂彻底了悟，寻求上帝，非藉人智，端赖圣经；人生奥秘，唯有十架，可予解答，复著《沉思集》（Pensies）一书，见证圣道。这一位杰出科学家的见证，正可促迷信科学哲学的理性主义者之醒悟。十余年前著者得一位读者? 葱牛孕鹚胖魅嗄辏以芯可裱В⒃诮袒崾轮鞫嗄辏鲇型纺灾叮慌加谟讶舜凶局度宋闹饕迮小芬皇椋瓒林蓖砘腥淮笪颍婷畹镁龋罡兄厣郑挂构蛟谥髑埃廾榔淼唬艘嗫闪罾硇灾饕逭撸钋蟹词 ；褂忻孕爬硇灾饕宓闹型舛琳撸咛酥牵械彩サ溃缜糠唇痰闹肚嗄辏亮俗局院螅词樽越缕溆衅婷畹镁戎窦＃缬幸晃幻拦嗄辏逼湔顾杏嗍椋龃邮橹蟹⒊銎婷畎坠猓绕渫牙胱拍У目嗑常龊诎到肫婷罟饷鳎煅芯可裱В换蛟蛴墒橹蟹⒊銎婷畲罅Γ阉鞯乖诘兀纯蘖魈椋诟酿е鳎咨硇溃笞闶姑孕湃酥钦呔颉?/p>
文艺复兴以后，理性之刃，脱颖而出，到了十八世纪，由于启蒙运动之勃发，理性主义风靡一时，支配人心，流弊所及，遂使心灵没落。照上文所言，理性主义乃受自然主义之捆绑，因此对于超自然的基督圣道，格格不入，怀疑不信，于是又与怀疑主义结盟。当时启蒙运动的健将，就是上文所讲的怀疑主义者休谟。他便风云际会，承陆克（John Locke）经验主义的余绪，大倡其怀疑论，力斥超自然信仰，否认人类心灵之存在，其说震撼基督教世界。休氏的所谓杰作《人性论》（A Treatise of Human Nature），竟被尊为世界名著，其实当其执笔之时（廿三岁开始，廿六岁脱稿），尚为一位血气方刚，学养未深的青年。其立说之偏差，即就其本人在该书出版后不得不加以修订而言，即可自证其有瑕疵。休氏后在其《神迹论》（On Miracle）一书中说，他所以不信死人复活等神迹，乃因这种事，为空前所未见，无可证实；其立论不仅幼稚浅薄，且正自证其乃如「井蛙窥天」。此非著者对休氏的苛论；休氏后来读了黎德（Thomas Reid）之书，即大有感悟。不幸世人中了理性主义之毒，竟盲目附和休氏之说，诋毁圣道，他们最动人，而实谬妄之说，便是以为基督圣道为文化进步的障碍；殊不知事实上乃却适得其反。西洋近代文化之进步，乃正受基督圣道之赐，史实俱在，无可否认。柏提耶夫（N. Berdyaev）一针见血的说：「基督圣道，乃为近代科工发展之母。」法儒夏都白理安（Chateaubriand）说：「基督教乃是最合乎人道，最利于自由及文艺之发展，近代科学，农业……之进步发展，实均受基督教之赐。」教会史权威斐理夏夫（Philip Schaff）说：「基督教乃为欧美民族新生之动力，文化之保姆。」著名布道家和宣教士，如卫斯理（John Wesley）、李文斯东（David Livingstone）、威廉卡莱（Wm. Carey）、威廉蒲斯（Wm. Booth），以及基督教大政治家，如格拉斯顿首相（Wm. Gladstone）和林肯总统（Abraham Lincoln），对于英、美、以及非亚各洲之贡献，亦为基督圣道造福人类之确证。近代奴隶之解放，贫民之救济，疾病痛苦之解除，妇女地位之提高，经济之繁荣，政治之改革，教育之普及，文化之发展，……乃均受基督圣道之影响。最初美国在密西西比河东北面的大学，在一一九所之中，一○四所乃都为基督教学府，且均有教堂。哈佛、耶鲁等著名学府，复设有神学院。不幸以后渐为人文主义所冲淡，失去固有纯正之信仰，此乃前哈佛大学校长在该校所剀切指陈。耶鲁大学校长特怀德（Dr．Dwighi）亦感慨地说，反基督教的教授每在讲堂中对学生大发议论，诋毁圣道，而基督教教授则噤若寒蝉。推求其因，乃为理性主义之流毒。
前德国哲学家倭铿（Rudolf Christopher Eucken，1846～1926），晚年忧心世变，深感人类宗教生活之堕落，力辟唯物主义、自然主义之谬妄，认为人类之责任与权利，首当致力精神与灵性的奋斗，认为此乃人类最神圣的使命；可惜虔氏虽有此宏愿，他在神学上却未完全摆脱理性主义的捆绑，致他在基督教义方面，不免有偏差，实属可憾。于此更可看到理性主义流毒之深重。
我们检讨人类近代的历史，可以看到四个特征：⑴十七世纪，可说是理性主义时期；⑵十八世纪，可说是启蒙运动时期；⑶十九世纪，可说是科学昌明时期；⑷二十世纪，则为人类危机时期。进一层看，可说：十八世纪，乃是理性要想毁灭圣经的时期；十九世纪，乃是理性要想毁灭上帝的时期；二十世纪，乃是理性要毁灭人类的时期。所以现代人类之灾祸，追溯其源，乃以理性主义为厉阶。人的理性，乃是人的死敌；人类敌人，乃是人类自己。
魔鬼一贯的计谋，便是要引诱世人悖逆上帝，上述三种时代的逆流，追根穷源，乃是「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作崇的杰作。」人本来是「照上帝的形像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创一26、27；弗四24）上帝差他独生子，主耶稣基督降世为人，作人的救主，乃是要叫「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有「权柄作上帝的儿女」（约一12），但魔鬼却偏要引诱始祖吃上帝所严禁的「知识树」（The tree of knowledge，中文圣经作「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便想「如」上帝有智慧（理性主义），这才一失足成千古恨！世人应恍然大悟，勿再随从魔鬼的计谋，须即悬崖勒马，从永远灭亡之途转回来「从撒但权下归向上帝」，从理性主义（「这世上有权有位将要败亡之人的智慧」）的罗网中释放出来，得着「从前所隐藏（的），上帝奥秘的智慧。」（参林前二6～10）「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上帝的道」（弗六17），来和「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弗二2）争战，以扭转这时代的逆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