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以上这种学说，把上帝放在人的统治之下，则当然无从讲上帝拯救世人。如果要讲上帝救世之道，则便等于把他成为一种方便之门，而人乃是其命运的主宰，可以自由出入。这乃不脱人文主义的本质，也是新神学家最流行的道理。他们的思想，乃都以此为基准。他们诋毁改教运动和他们的作为，把他们的道理视为中古时代的落伍思想；而自命不凡，自比他们的作为乃似启蒙运动，要开创一个新的世界，而以人作主宰。
理性主义哲学家如康德（Immanuel Kant），如倭铿（Rudolf Eucken）徒凭他们的理性，不能认识人类的本性，他们只见到人性之善；甚至无恶不作的坏人，也不能使他们解脱他们的成见。例如康德，他虽自幼出身基督教家庭，父母为虔诚信徒，但他受了世俗的教育，却被浅薄的理性主义所捆绑。他的哲学，乃为一种存疑论（Agnosticism或译不可知论），以为「物自身」，乃超出理性之外，不能认识，所以他不能笃信圣道。他始终怀疑，尝说：「坏树既不能结好果子，一个坏人怎能靠神恩变好人呢？」他和倭铿一样，以为人靠着里面有一种不可思议的神秘力量，可以自救，除此以外，别无救法。这种所谓新思想，乃是一种自救论，无啻伯拉纠主义的翻版，不但毫无新的意义，而且变本加厉。因为伯拉纠还承认人乃有罪，还有些相信基督的救赎，藉以消除罪孽；而现代派的新神学，却完全不信。他们不承认有罪，也不感到人行善无力，认为无需上帝的赦免，以为仅有愿意降卑自己的人，才要接受。神学家华斐德（B.B.Warfield）说：「他们把上帝看如家畜，养羊乃为羊毛，养牛为要牛奶，信上帝乃为赦罪。这便是新神学家的上帝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