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歷史的結局論



人類歷史的行程，自古迄今，學者認為有一個不變的現象，和一個循環不已的挑戰，便是善惡斗爭。所以歷史的結局究竟如何，是善是惡，為禍為福，久已成為人類共同關切的問題。關于這點，大率可分為悲觀和樂觀兩派；但基督教歷史哲學，卻超乎這兩種世俗的見解，而另有一種不同的看法。

甲 悲觀論（或歷史輪回論）

悲觀論在我們東方，有極大的影響，例如︰天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亂久必治，治久必亂；以為人類歷史，只是輪回，沒有出路。又如，佛教，便認為五蘊皆空，法我俱無；三界流轉，六道輪加，有情眾生，無明不滅；生死煩惱，俱不離苦。但此又牽涉宗教哲學和人生哲學問題，本書己另有論列，本章勿加深論。至于西哲的學說，限于篇幅，亦難盡述，茲僅略舉一二，以概其餘。

一、柏拉圖（Plato）歷史循環論，淵源甚古，遠在巴比倫時代，即已盛行，此說認為萬事盛極必衰，治久必亂，合久必分；人類歷史，實逃不出這一個循環的公例。柏拉圖因襲此說，謂歷史的行程，乃是一套繼續不斷的循環的圈子，在命運之神操縱之下，初為黃金時代，終則趨于沒落；周而複始，終古如斯。

二、亞理斯多德（Aristotle）
氏亦承柏氏的餘緒，認為世界萬物必然的結局，是循環的。惟柏拉圖和亞理斯多德這種歷史觀，並未為后世史家所重視，以是沒有什么重大的發展；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后，空前的毀壞，震驚了世人，這一種悲觀的歷史循環輪回論，遂因史賓格勒《西方的沒落》一書的問世，引起了世人的注意，故特論之。

三、史實格勒（Oswald Spengler）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浩劫，使一位德國學者史賓格勒對于近代文明產生極大的失望；從而對柏拉圖的歷史循環論，大感興趣，因著《西方的沒落》（Decrlne of the West）一書。氏本無藉藉之大名，徒因其說正好投合戰后世人苦悶悲觀的心理，遂一鳴驚人；其書不脛而走，風行一時，竟成為譯成各國文字的世界名著。
史氏用生物學的法則，來支持並發揮其歷史的循環論。氏謂各種文化，都是生物的機體，好像有兒童時期、少年時期、壯年時期、老年時期。又如四季，有春、夏、秋、冬。所以一切文化，有其發展時期，亦必有其衰落時期；並無進步，只是循環。文化之受命運的支配，猶如自然界受因果律的支配一樣。人類既被羈于這個循環輪回的歷史之輪，便無從掌握其命運，因此歷史只是一種無目的的往複輪回，毫無意義，只有戰爭是創造的動力。
史氏之論，在大戰以后，轟動一時，我國學人，亦不免附和其說。殊不知這種歷史觀，乃是基于一時一隅現象所得之偏見與錯覺，請析言之。

1．一則，他的歷史觀，僅以文化為基點，而抹煞民族國家及其他的因素，自屬偏狹不全。
2．文化並非一個機體，乃為構成社會國家的人民共同努力的業跡，故其動力，非在被創造的文化之本身。社會雖系集個人而成，但社會非同個人，更非一生物有機體。從這個前提來看，則一切生物學的自然法則，根本無從適用到文化，則其一切比喻推論，自無從成立。
3．由于人類之罪惡，吾人固不否認日光之下，並無新事，(傳道書一章）惟史氏僅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不知人藉上帝的恩典，可以超脫這個循環輪回的命運。神雖為宇宙的主宰，但人卻有自由的意志，而非被命運支配的機器。故史氏之說，乃陷于宿命論的窠臼。
4．史氏僅見人類文化沒落的表象，卻根本昧于原罪的真理，皮相之見，不能識透人類問題的症結；以是「飲鴆止渴」，他竟認為唯有戰爭是創造之動力。殊不知人類歷史的推進，非尚「力征」，更非戰爭與仇恨。如僅重「力」而不尚「愛」，必致犧牲道德與真理。
5．上帝既為歷史的主宰，在這一個前提之下，一切悲觀的學說，實無存立之餘地。他掌管世上萬事，任何遭遇，都在上帝的護理統治之下，無論為禍為福，為利為害，為勝為敗，為興為衰，為黑暗為光明，最后卻必成就其最高的旨意。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戰，墩堪克（Dunkirk）的撤退，責無礙于諾曼地（Normandy）的登陸，以及最后的勝利。他使萬事互相效力（羅八28）；他造萬物，各按其時，成為美好，……他自始至終的作為，人不能測透（傳三11 ；參看羅一一33一36）；外邦的爭鬧，君王的敵擋，只是令那坐在天上的發笑，終必為他的鐵杖所打破（詩二）；而人的忿怒，反要成全神的榮美（詩七六10）。關于史說之妄，著者于拙著《西方心靈之衰落》（The Spir-itual Decrline of the West）一書，另有詳論。西方讀者有出死入生之神跡。

乙 樂觀論（或歷史螺旋論）


倡是說者，重視人類社會的改良與革新，以及科工政教的成就。他們迷信人的力量，以為只要人類向上努力，不難改變歷史，推進歷史，實現黃金時代，建立地上天國。持此說者，實繁有徒，限于篇幅，僅舉其要︰

一、黑格爾
氏謂一切進步，乃是「正」「反」兩力辯証發展，中和合一的結果。由于「絕對理念精神」的自由發展，以及傑出人才之賢明領導，不難實現理想的國家，臻于至善的境界。其說已見上文，茲不複贅。

二、馬克思
他要藉社會革命，無產階級專政，消滅資產階級國家，建立理想的無階級社會；深信此乃社會演進之科學的定律，不僅理有必然，而且勢所必至。此亦已加批判，不複申論。

三、湯恩倍
湯氏相信歷史是向上發展的，這個世界，要成為天國的一部。氏以文明的興起，在于應付挑戰的成功，文明的發展，在于「創造少數」（Creative Minority）的領導群眾，使起初的物質方面的挑戰，成為永久的道德精神的挑戰；而文明的破落解體，則始于「創造少數」的自矜自負，致使「自我神化」、「製度神化」，並令群眾失望離心。但氏又認為文明的興衰，乃是形成「普世宗教」必經的過程。故人類之盼望，從宗教精神說，乃在基督教和回、印、佛各教的融合貫通；從社會製度說，乃在自由企業和社會主義的互相妥協；從政治關系說，乃在國際社會的團結統一。湯氏以為這樣便能使罪惡的世界，成為天國的一部，實屬一種天真的幻想。請申論之。
湯氏治學精勤，著作等身。其治史的方法，自命客觀，不如一般史家僅知「平面的分析」，而複能作「立體的比較」；其所取材，包括二十六種文明，真是總攝古今，光芒萬丈。就其否定一切主觀的單一因素的歷史論，如黑格爾的唯心論，馬克思的唯物論，史賓格勒的文化有機論，循環悲觀論，以及一切偉人史觀、心理史觀、地緣史觀等說，他對于史學的貢獻，自未可完全抹煞。
但湯氏的史觀，究仍不免有重大的缺陷。氏論文明之發生，由于「挑戰」「反應」，不僅不能自圓其說，抑且不免自相矛盾。蓋氏一則曰︰挑戰的分量，不能過重，也不能過輕，否則便不能激起成功的反應。但所謂過重過輕，殊難定確切的標準。且湯氏在駁斥自然環境說的時候，又說，同一自然環境未必能發生同樣反應。氏並廣征史實，謂歐亞草原，曾產生游牧型社會，但在阿根廷及澳洲那最利于產生游牧型社會的草原，並未發生游牧社會。又說可樂拉多河（Colorado）具有和美索波達米亞相似的自然環境，卻並無相同的結果。黃河流域是中國文明的發祥地，但氣候地質地形相似的歐洲多腦河，並非歐洲文明的搖籃。循氏此說，可見挑戰與反應，環境與歷史，未必有一定不易的必然關系。足証湯氏之說，實乃自相矛盾。
尤荒謬者，乃是他把神和人放在同等的地位。他甚至說上帝也須受「挑戰反應」原則的支配，所以必經魔鬼的試探，方能完成其救世的計劃。這乃是因為湯氏于神的觀念，根本錯誤。他把神與超人，混為一談；氏雖高舉基督，以耶穌為人類的救主，但是他的「基督觀」，乃是所謂「超人的化身」，否認主耶穌的神性。所以他根本不明白天道和人道的分際，以是他把「天國的奧秘」和「世間的小學」等量齊觀，從而妄想把「上帝城」與「世俗城」揉雜一起，熔為一爐。這又可証「人智」之窮，不足探索歷史問題的究竟。因此，湯氏雖比一般世俗的史家，稍勝一籌，否定了以往一切單一因素的主觀的歷史論，要指示人類向超人的天國境界邁進；惜其根本昧于天國的道理，終究限于人文主義的俗見，不能脫離世俗學者的窠臼。這是我們對此一代學人，不勝其遺憾的。
樂觀論的史家，當然不止以上三氏，限于篇幅，不能一一論列。今人惑于達爾文、史賓塞之謬說，尤因科工技術之進步，迷信「人定勝天」，以為只要依靠人類的努力，即可實現理想的社會。此種理論，習非成是，人雲亦雲，幾成教條；天真學者，幼稚青年，尤其盲從迷信，奉為金科玉律。所以魔鬼便利用人類不加深思反省的弱點，築成了「堅固的營壘，攔阻世人認識上帝」（林后四4）。芸芸眾生，蚩蚩者氓，都被「世界之神」所迷惑，便為「人間的遺傳」、「虛空的妄言」，樂觀的歷史哲學所擄去（西二8）。其上焉者，則殫精竭力，妄想建造「巴別塔」，實現人間的天國；其下焉者，則「照常吃喝嫁娶」，渾渾噩噩，醉生夢死。根本無視世界的危機，不知「洪水來了」，要「把他們全都沖去」（太二四32一39）。因此，我們于此）對于這種庸俗而流行的歷史樂觀論，不能不加駁斥。

其一、樂觀的基準，乃在人類之進步；但何謂「進步」，其實並無絕對的標準。蓋所謂進步，可因人的主觀而有不同的結論。概括的說，一般人固認為今人比古人進步；但同時慨嘆人心不古，世風日下者，正亦實繁有徒。此並非不研究近代文化的頑固保守者的見解。現代社會學權威，蘇魯根氏（Dr. P. A. Sorokin），即著書立說，警告世人，謂人類的宗教靈性生活，乃是日趨墮落的，以是近代文化，流為一種體貼肉體的感官文化，降及今日，已呈解體毀滅之危機﹗更從實際的生活情況而言，今人物質生活雖較進步，但在精神生活，則更為痛苦。是則人類歷史，究竟為進步，抑是退步，實大有問題。可見樂觀的歷史論，實根本無其憑藉之基準。此其一。
其二、退一步說，即使我們承認近代科工技術的進步，但這種進步，絕對不能作為人類前途樂觀的保障。蓋這些僅為工具，其對人類為禍為福，為善為惡，仍在人類之自決自擇。例如醫藥進步，固屬有益人類，但亦可變成化學戰爭的，屠殺人類的凶器。原子能固亦可造福人類，但亦正可毀滅世界。此即崇拜科學的簫伯納氏（Bernard Shaw），亦公開承認，謂科學已根本破產，科學本想建立地上的天國，卻不幸導演自殺的悲劇。簫氏本迷信科學，反對宗教，但他現在面對無神論的悲劇，不能不放棄他對科學的信仰﹗
其三、進步論者，還有一個根本的錯誤，便是昧于聖經的真理。他們不知道人類由于原罪與墮落，人類根本無法為善，「世人都犯了罪，虧缺了上帝的榮耀」；「沒有行善的，連一個也沒有。」（羅三23、12）樂觀派的歷史觀，完全以人為中心，不是以神為中心，否認了上帝的主宰，不知「我們生活、動作、存留，都在乎他，」（徒一七28）他們以為人類進步，乃是一種自然的程序，強以自然的定律，來適用到人類歷史的法則，誤信徒靠人的自力自義，可以實現人生和歷史的理想，建立地上的天國。他們認為歷史榮耀的結局，乃在社會的進步，人類的成就；根本無視上帝的統治和引導，實乃盜竊上帝的榮耀。

丙 結論


基上所論，樂觀論和悲觀論的歷史觀，乃各有偏，俱非盡當；所謂「樂觀」與「悲觀」，實在都是世俗的淺見；因此，基督教的歷史觀，乃是超乎二者之上。質言之，一方面，我們承認人類的墮落失敗，沒有希望；但對于那輪回宿命的悲觀論，卻不苟同。他方面，我們相信上帝是歷史的主宰和中心，他的旨意與計劃，終必成就，而有無限榮曜的盼望；惟對于那迷信「人定勝天」，可由人類努力，建立地上天國的螺旋式的天真幼稚的樂觀論，又複大異其趣，
複次，基督教的歷史觀，雖不同單純的樂觀論與悲觀論；但亦並非即為介乎二者之間的，或把歷史分為不同之兩極的二元論（詳見下文）。因為神乃歷史之主，他對這個世界，乃有整個計劃，而且到救主再來的時候，這暫時分開的「上帝城」和「世俗城」的兩個境界，是要因神的最后勝利而消弭的。我們對于人類歷史，雖未敢存天真樂觀的想法，但亦絕不厭世悲觀。我們有「信」「望」「愛」三寶（林前一三13）；從「信」生「愛」，盡心盡性盡意盡力愛神，並愛人如己，奉獻身心，榮神益世，又複生「望」，對于歷史的結局，存著極重無比永遠榮耀的盼望（林后四17；啟二一）。上帝雖然超越人世，但他卻用其無比的愛，把他的獨生子賜給世人，作我們的救主；籍著耶穌基督，上帝住在我們中間（約一14；並參提前三16），到了末期，基督既將一切執政的、掌權的、有能的都毀滅了，就把國支與父上帝；那時基督必要作王，一切仇敵都要放在他的腳下（林前一五34一35）
總之，基督教的歷史觀，既非單純的悲觀論和樂觀論，亦非割裂歷史的二元論；而后上帝乃為歷史的主宰，整個人類的歷史，乃是以主耶穌基督的降世與再臨為中心，人群歷史最后的歸趨與結局，乃是上帝在永世中的計劃，籍著聖子救贖的恩功，以及聖靈感化的大能，要完全成就；神的眾子，要照他的應許進入有永義永樂的新天新地的榮耀裡（來二10 ；彼后三13），關于此義，容于下文再加詳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