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不是玄學的空想，乃是無可否認的永存不變的史實；福音不是宗教的教條，乃是大喜的信息；聖經不是哲學的體系，乃是史實的記載，其中心即為「上帝在肉身顯現」，「道成肉身」的耶穌基督，人類救主的降世。所謂歷史，乃是「他的故事」（His Story）。故歷史不是以人為中心，乃是以神為主宰；並非人類業績之記錄，而乃為上帝從今世到永世整個過程中一切作為的啟示。
一般人誤以歷史僅為過去的記錄，毫無意義。例如兩千年前羅馬哲人辛尼加氏（Luoius A. Seneca, 4 B.C.？-A. D. 65），便有此種錯覺。他以為研究歷史，乃是浪費時間，常常譏笑當時治史的學者，認為他們孳孳探究，乃屬枉費心力，其愚無比。事實上，一般屬世的史家，確是毫無史識，以為歷史的發展，乃是一連串的「偶然」，僅系機械式的流水賬；充其量，他們只能對歷史加以事后的檢討，浮表的觀察，而對歷史的意義如何，歷史的結局如何，鮮有正確的解釋。如此研究歷史，確屬勞而無功，不僅未得要領，抑且貽誤蒼生。辛尼加之譏嘲史家，固屬因噎廢食；而史學的偏差與失敗，我們實當引為鑒戒﹗因此，我們治史，首當以「悔改之心」，憑「信心之眼」，來解釋歷史，並道化史學，以表彰上帝在人類歷史中的啟示，庶能達成史學的任務。
史學的任務，非在機械地記錄過去的事實，而貴在檢討既往，策勵來茲，作為人類的南針，藉供后世的鑒戎。誠如古希臘哲人普理比斯（Polybius）說，過去的史實，以及歷史的教訓，乃是人群最好的教育，無上的南針。語雲「不知來，視諸往」；「前事不忘，后事之師」，正同斯旨。惜世人僅知歷史為「后事之師」，卻未了悟其所以可作「后事之師」的緣由乃是神在人群歷史的行程裡，向世人所作的「普通啟示」。
使徒保羅在羅馬書中說︰「從前所寫的聖經都是為教訓我們寫的，叫我們因聖經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著盼望。」（羅一五4）又說︰「這些事都是我們的鑒戒，叫我們不要貪戀惡事，……他們遭遇這些事，都要作為鑒戒；並且寫在經上，正是警戒我們這末世的人。」（林前一○1－11）彼得也說︰往古的災難，乃是「作為后世不敬虔人的鑒戒」（彼后二5一6）。
關于人類歷史的根源、歷程、目的，及其最后的歸趨如何，上帝在聖經中都有明白的啟示；先聖奧古斯丁及改教運動的首領，都曾加以闡發。惜自后教會學者，對于歷史哲學，未加重視；福音派的神學家，篤信聖經乃是上帝的啟示，認為只須明白聖經的道理，無需再作哲學的研究。殊不知「聖經不是哲學的原理，並未對教義作系統的闡明。」以是苟不把聖經的道理，加以闡釋，一般世人，對于聖道的奧秘，自不易領會；致其對于歷史的意義如何，結局如何，人類的命運究竟如何，都不能運用聖經裡面的道理，加以正確的解答。
反觀屬世的歷史哲學家，如黑格爾（Hegel）、如馬克思（K. Marx）、如史賓格勒（Spengler）、如湯恩倍（Toynbee）等，卻都能因緣時會，投人所好；所以他們的著作，能不脛而走，風行一時；鼓勵群倫，造成時會。其中如史賓格勒，本無籍籍之名，但他的著作，因為正好投合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后人們苦悶的心理，便一鳴驚人，膾炙人口。又如馬克思的學說，原非新奇，（詳見下文）然滔滔世人，由于犯罪墮落，專顧「地上的事」。（西三2）「不求他的國和他的義」，（太六33）不知「人活著，不是單靠食物」，（太四4）遂受其迷惑，「便叫真道因他們的緣故被毀謗」，（彼后二2）阻撓福音，言之痛心。
基督教學者，雖不無研究歷史哲學之士；但這些所謂「基督教」學者，大率為「新神學派」（Modernist），和「新正統派」（Neo-Orthodox）或「實存主義者」（Existentialist）。前者辱沒聖道，已趨世俗化僅披聖道之外衣，責罵教會之「內敵」；后者亦否認聖經的權威，不信上帝的啟示，又複否認上帝護理人類（Providence），引導歷史（Lordship），及其在歷史中的地位，從而否定了從「今世」進到「永世」整個人群歷史的綿延性和統一性，不能不令人遺憾。
關于歷史的意義如何，歷史的結局如何，在神學著作中，雖于「上帝護理論」（Providence）和「末世論」（Eschatology）中，已有論列；但神學和哲學，乃各有其任務，如何闡明此中奧義，進而改造哲學，道化史學，俾世人得認識歷史，了悟真道，接受福音，這乃是福音派的學者，當仁不讓，急不容緩的神聖使命﹗
歷史的意義如何，歷史的結局如何，世界的前途如何，人類的命運如何，久已為中西學者，甚至一般世人所共同關心追究的問題。但是不幸得很，因為「不信之人被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榮耀福音的光照著他們」（林后四4），受了所謂「人文主義」、「理性主義」、「自然主義」、「實証主義」、「實驗主義」、「唯物主義」、「無神主義」、「實存主義」……種種學說，乃至「理神論」、「泛神論」、和儒釋道各教的影響，根深蒂固，牢不可破，卻不信真理，任憑假先知迷惑他們。其禍所及，悲觀者，則志氣消沈，消極厭世；樂觀者，則造塔「巴別」（創一一章），自立「人極」，甚且倒行逆施，一意孤行，從而製造「革命的災難」，導演人類的悲劇。
從十九世紀以來，因為科學文化的發展，人類自命為萬物之靈，為歷史中心；又以迷信科學萬能，以為可以「巧奪天工」，「人定勝天」，竟否認了上帝的「統治」「護理」，把創造天地萬物的上帝，拋棄在宇宙之外，以是歷史重心，遂從「神本位」轉到「人本位」；誤以相對為絕對，暫時為永恆，片斷為整全，有限為無限，以為人類的創造及其在政治、經濟、文化、教育各方面的成就，就是全部歷史意義的完成，可以離開了上帝，完成人生之使命；而以人的作為，乃形成歷史的重要因素，世俗的史家，自炫客觀，以科學注重事實，貴有証據，以是孳孳于史實的探求，古物的發掘，文獻的考証，以為已盡其治史的能事。例如湯恩倍民的巨著《歷史研究》，便是以二十六種文明為比較實驗的根據，從形式上看，他的著作，可謂包羅萬象，總攝古今。他這種治學精神，從人的眼光來看，允稱忠實客觀，博大精深；但從神的眼光來說，都是舍本逐末，並未能達成其解釋歷史的任務。請申言之︰
其一、歷史的因素，非僅在「人」在「物」，而乃是受神的統治與護理。神的永能與神性，及其在歷史上奇妙的作為，是不能僅憑統計圖表分析解釋的。
其二、史家的態度，無論其如何客觀，對于史實文獻，往往有意無意，或多或少，不免由其個人情感的好惡，而生取舍的偏見，從而發生歪曲史實的弊病。
其三、所謂史實文獻，都是人類的業跡；但是血氣之倫，本無良善（羅七18）；人種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順從情欲撒種的，必從情欲收敗壞（加六7一8）。由于始祖犯罪，罪從一人入了世界（羅五12）；基于原罪的事實，以及人類本性的邪惡與缺陷，若僅憑史實，人類的業跡，來研究歷史，自不能明其全，而窮其本，了悟人生的意義，歷史的目的。
其四、雖有些比較深入的史家，亦認為僅憑「史實」的探求，不能得到究竟的解答，因此進而從事「史因」的追究，以某種特殊的因素，視為解釋歷史的秘鑰。但是這種治史的方法，和前者亦只五十步與百步，只有程度的差異，沒有本質的不同。因為，一則，其所謂「史因」仍不能脫離「史實」的關系。二則，各種「史因」，無論「唯心，唯物」，都是枝節；不是根本。三則，由于史家的主觀偏見，把歷史的意義，看得過于單純，執持一端，抹煞一切，失諸亳厘，謬以千裡；由于治史的偏差，產生各種乖謬的學說，驅使人類走向危險的歧途，則其危險，較諸前者，實更為嚴重。請申論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