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最初基督教和希臘文化接觸，便開始和世俗文化相搏斗。當主耶穌開始傳道之時，亞力山大已經征服巴勒斯坦三百六十年之久，撒都該人和法利賽人對主耶穌的詭辯，即已帶有希臘辯証的方法。哲學家承柏拉圖之餘緒，便開始用希臘哲學曲解聖經，此便為以后諾斯底異端（Gnostics）之厲階。中國是一個文化的古邦，因此我國學人，當引此為鑒戒，不可以中國哲學來牽強附會，曲解聖經，致蹈諾斯底的覆轍。查諾斯底異端，把上帝視為一位「大而不可知者」 （ The Great Unknown），把主耶穌當作世界和上帝之間的媒介之一，並非獨一的中保，唯一的救主。他們特別尊敬「大母」（The Great Mother），便是所謂「蘇菲亞」（Sophia），即是「智慧」，因為反對「因信得救」，就另倡「因知得救」的邪說。今日「基督教科學派」（Christian Science），即是此種異端的惡果。同時又以身體為惡，遂重苦行，以為得救之道，乃在使靈從物質的身體中得到解脫，從而又反對「因信稱義」，以為須靠行為得救。保羅在羅馬被囚之時（約在主后六＃至六三之間），那時歌羅西教會，受了柏拉圖學說和諾斯底異端的影響，遂寫信給歌羅西教會，指斥他們的錯誤，強調主耶穌乃是唯一的中保，獨一的救主，有具足的救恩，絕對不需要其他的 「媒介」或「苦行」等救法，這乃是保羅作歌羅西書的背景；而其中心則為二章八節︰「你們要謹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學（哲學）和虛空的妄言，不照著基督，乃照人間的遺傳和世上的小學，就把你們擄去。因為上帝本性一切的豐盛，都有形有體的居住在基督裡面。」
初期的教父，都堅持這個立場，抨擊異端邪說，如特土良（Tertullian, A. D. 165一220）便為著名辯道者，他嘗警告時人︰耶路撒冷和雅典乃是兩個中心，一則以神為本，一則以人為本；有了耶穌，一切辯護，即迎刃而解。他如拉克坦西（Lactantius，A.D.260一330），斥荷馬（Homer）的著作，僅為人的作品，不能使人曉悟神的真理。耶柔米（Jerome，A. D. 347一420）複謂何拉西（Horace）、韋吉爾（Vergil）、西塞祿（Cicero）諸氏之傑作，若和詩篇、福音、使徒著作，分別對比，便相形見絀，判若天壤。米蘭大僧安伯羅斯（Ambrose of Milan，A. D. 340一397 ；查奧古斯丁，嘗從氏游，服其辯才，由是悔悟，皈依基督），斥科學家的宇宙論，荒誕不經，直同異教邪說。自是以降，直到改教運動，教會代有傑出之士，對世俗學者的謬論邪說，加以駁斥。馬丁路德甚至說「屬血氣之倫的理性」（Natural Reason），「乃是魔鬼的新婦」 （ The Bride of the Devil）。經雲︰「你們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林前二5）。古希臘哲人蘇格拉底亦自承無知，亦不能授人以知。乃后之學者，誤以哲學為真理，迷信人智，偏離真道；徒騖「世俗的虛談和那敵真道、似是而非的學問」；予智自雄，作無謂之論辯（提前六20一21 ；提? Z二23）；爭一日立短長，其實已「偏離了真道」。由于希臘哲學與政治思想的合流，益以羅馬的「君王崇拜」和「權力崇拜」、西方文化，和基督聖道，遂背道而馳；彼此精神，完全異趣。自所謂「近代哲學之父」笛卡兒以后，由于本體論的偏差，近代哲人，遂迷失于曠野的枯骨裡（結三七2）。他們雖或高談上帝，卻是始終找不到上帝。笛卡兒便發明了一種所謂新的方法，以其自我存在，為一切思想的起點，擺脫神學家思想的束縛，以為一切學問，當始自懷疑；一切知識，乃源于自我；一切真理，當以自我理性為衡量判別的標準；而個人才成為最高的主權者；我們人類「生活、動作、存留」（徒一七28），乃不在「神」，而唯在「我」。這不僅根本顛倒了聖經的真理，而且使「血氣的哲學家」（Natural Philosopher），都成了主觀理性的俘虜。自康德「純粹理性批判」問世以后，上帝的位格，遂被否認；現代人和上帝，遂失去了與神位格的關系；而所謂宗教的道理，亦只能以人的理智為范圍。質言之，現代哲人，事實上乃自登上帝的寶座，而把一位真活的上帝，逐出了世界。
現代科學進步的結果，使教會與文化，日形疏遠脫節，教會對于世界所能施展的影響，日見衰微；基督聖道，對于現代文化，幾乎彼此隔絕，不生關系。現代文化界人，他們的思想，對于福音，尤其漠不關心。其實他們並非完全有真正反對的理由，而僅是不問情由，深閉固拒。基督教，本來並非哲學，根本無從引起哲學上論辯的可能；基督教僅是宣告一個千真萬確的事實，傳揚一位從死裡複活的救主；不幸現代的思想界，雖自炫態度客觀科學，對于這一個救世的福音，歷史的事實，卻不加正視，絕對否認。而現代文化，乃是一個不可漠視的雄大的力量，若不使其信服聖道，實為福音莫大的阻力。惟如何使其信服，又非僅訴諸情感所能濟事；複須從事理智的闡釋。這並非說，掃除了理智上的障礙，或靠理智上的辯証闡明，便能使人信服，因此得救；這當然須持聖靈的大能。但我們卻不可以為只要依靠聖靈，自己便可不必運用思想。我們不是木偶，聖靈的運行，往往也和我們心智的努力，互為表裡，互為因果。我們應當反省，教會對于現代文化，對于知識分子方面的事工，並沒有充分運用思想，從理智上加以研究，對症下藥；以致造成現在教會與文化，彼此脫節，甚至對峙敵視的情況，這是我們應加檢討的重大問題。
但從另一面來看，目前對峙的形勢，雖甚嚴重，上帝也未始不可藉此來提高我們的警覺，啟發我們的思想，砥礪我們心志，使我們成為勇敢的信心的斗士，辯道的干城。今日教會面臨現代文化的挑戰，亟需另一種好學深思的宣道人才，起來應付挑戰，從而向現代文化挑戰。惟是，這一種斗爭的意義，其一，並非僅為應付聖道的敵人，而複須對付我們靈性的退落，思想的怠惰；其次，不可感情沖動，意氣用事，而須多多祈禱，深深思索；其三，這一種斗爭，並非僅僅應付當前表面的問題，而尤為解決人類屬靈的永恆的問題。現在人類，對于國家社會的改造，科學技術的進步，都很關心，且似都有答案；惟于罪惡、生命、死亡、救恩、上帝，這些對于人類永遠禍福所關的最基本的問題，卻不聞不問，漠不關心，尤且懷疑不信，引起無窮的辯難。我們對于這些問題，應當把我們「心中盼望的緣由，就要常作準備，以溫柔、敬畏的心回答各人」（彼前三15）。並且針對現代文化的病態，現代學人的心理，予以明確的指正，憑著上帝的恩典與大能，照著上帝的旨意與時間，使這一個邪惡悖謬懷疑不信的時代，發出信心的光輝；從而使人類文化，化于聖道；使神國降臨。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這不是我們要壟斷文化，更不是要摧殘文化、毀? 壑憭ヾA而正乃是為挽救文化。誠如史家湯恩倍氏說，希臘羅馬文化之衰亡，不是由于「謀殺」。（參看上文第二節）現在人類目無上帝，正在重蹈造「巴別塔」的覆轍，重演羅馬衰亡「自殺」之悲劇；而照專家的估計，一旦原子戰爭突然爆發，數千年來所謂人類文化的業跡，可于半小時內，化為灰燼﹗當茲人類文化，世界命運存亡續絕之交，教會使命之重大，誠千百倍于往昔。上帝就是愛，他在永世裡所定的計劃，始終是要拯救世人，免于淪亡。用約翰本仁（John Bunyan）的傑作《天路歷程》（The Pilgrim’s Progress）的名詞來說，其「總路線」乃是要領導世人從「滅亡城」 （ City of Destruction）到「錫安山」 （ Mount Zion），而進入永遠的榮樂之中。這是世界人類的盼望，也是基督聖徒文化哲學與歷史哲學的基本觀念，以及複興文化和道化世界的神聖使命。